《我的前半生》一书对外传播的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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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爱新觉罗·溥仪署名的自传体文学作品《我的前半生》,自1964年3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以来,就成为一个轰动世界的话题.关于本书的书内、书外、幕前、幕后,一直是海内外媒体密切关注的热点和卖点,一度沸沸扬扬的版权纠纷,更增加了该书的知名度.《我的前半生》由最初的“悔过书”、控制发行的“灰皮本”,再到2009年群众出版社再次推出的没有删节的全本,迄今该书中文版在境内的总印数已超过187万册以上（另一种说法是200万册【1】）,并有英、日、德等多种译本行销世界各国和地区,尤其是《我的前半生》英文版迄今仍在亚马逊网站上热销.20世纪80年代,根据此书改编、由意大利著名导演贝尔纳多·贝尔多鲁奇执导的电影《末代皇帝》,一举夺得9项奥斯卡金像奖,由此这位奇人和这部奇书更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我的前半生》已经成为新中国60年历史上对外传播最成功一部作品.梳理总结该书所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对于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径,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海外出版商争先出版

《我的前半生》最初出版时确定的主旨思想,是把末代皇帝溥仪作为新中国改造人的成功案例,写出一个皇帝如何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充分反映党的改造罪犯事业的伟大胜利.本着这样的指导思想,当时作为唯一一家对外翻译发行的专业出版机构——外文出版社,便组织力量翻译这本书.最先出版英文版,英文书名几经讨论后,最后确定为《从皇帝到公民》,译者詹纳尔（W. J. F. Jenner ）,分精装/平装两种,1964年率先出版上册,印发15300册；1965年出版下册,同样首印15300册,也分精装/平装两种.1965年出版德文版,首发4150册.此后,外文出版社四次再版该书,最为引人注目的是,2002年外文出版社在1964年版本的基础上,增补了很多内容,后面附有詹纳尔的后记,书名改为《从皇帝到公民——爱新觉罗·溥仪自传》.本文为了行文方便,只用《我的前半生》一书代替.

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当时外文出版社除自己翻译,还向海外中国同业——即最早经销中国图书的世界各地经销商推荐这部图书,一些经销商了解这部图书的大致内容后,都很感兴趣,纷纷表示要翻译出版.日文版出版面世最早,根据孟向荣先生的研究可知,日文版与中文版差不多同步,“早在1961年春天,陈毅副总理就曾指示,由外文出版社将《我的前半生》修改后的定稿译出对国外发行.笔者不知英文、德文等版本是何时译成出版的,但日文版产生得较快,它与中文版同步——从1964年3月到1965年12月,在《人民中国》月刊连载了22次”【2】.连载后由当时中国在日本最大的图书代理商——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在1964年结集出版发行,日文版出版后赠送国际书店10本,《人民中国》杂志社5本,作为对中方无偿提供日语译文和书中照片的回赠.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当时大安株式会社的小林先生来函介绍该书的宣传情况,称计划在日本《赤旗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共同通信》等报刊上刊登连载和一些书评.该书在日本获得轰动性影响,据1964年日本一家专门经销出版中国图书的出版机构——中日出版社的书单销售记录,该书的人民币价格是2.15元,曾经一次性进口40本,很快就销售一空,并有86元人民币的收入记录.

《我的前半生》法文版由当时中国在欧洲的代销商——法国凤凰书店1965年推荐,法国的CALMANN-LEVFEDITEUR来函,希望购买该书的法文版版权.除英、法、德、日外,《我的前半生》其他小语种版则计划由中国资助出版,计划语种有瑞典语,但遗憾的是中途夭折.

根据wordCat联机检索,自1964年至今,除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语种外,还有海外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语、波兰语、印尼语、泰语、韩语、意大利语等10多个语种,出版社包括外文出版社、日本大安株式会社、日本筑摩书房、美国纽约普特南出版社、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西班牙卡莱尔特出版社 、美国Pocket Books（口袋书）、美国太平洋大学出版社（夏威夷火奴鲁鲁）等多个出版社.而从wordCAT检索版次来看,英文版重印比例较高,北京外文出版社的《我的前半生》英文版1964年出版之后,分别在1979年、1989年、2002年重印.

对外传播最成功的作品

对于跨文化传播而言,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关键是看这部作品的反馈效果是否达到传播者的预期目标.那么,《我的前半生》是否达到最初确定的目标：一是表明旧制度的腐朽和没落,二是把一个皇帝改造成为一个新人,反映党改造罪犯事业的伟大胜利?

作为面向海外专门出版发行中国外文图书的专业机构——外文局曾于1966年统计过中国外文图书在美国的反馈情况,在美国读者来信中,反响最正面、积极的就是《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出表1（附后）.

在60多年前,一本图书的反馈多是依靠夹在书后面的读者意见表来收集,读者通常要填写意见后再交到邮局,几经周折后出版方才能得到这些来信,因此这些来信就成为最珍贵的效果评估依据.1966年3月至9月,外文出版社英译室收到美国读者来信共计106封,信中提到《我的前半生》一书的仅有上述4封,占总体比例的3.8%,但全部是正面的、积极的评价,可以说传播效果是比较理想的.除了读者来信的反馈十分珍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中、美严重对立的冷战背景下,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所出版的图书期刊,都给打上红色宣传的“烙印”,一个普通读者很难有自己的判断,《我的前半生》能够得到积极的评价十分难得.遗憾的是,只有美国读者的反馈记录,而法国、德国等欧洲读者的反馈,现在已经无法得到.

所幸的是,外文出版社在1964年版本的基础上,在1979年、1989年分别再版,最有影响的是2002年1月的最新版,补充了内容,增加了译者詹纳尔（W. J. F. Jenner ）的后记,全书由1964年的200多页增加到2002年的400多页,在亚马逊网站推出后一直受到热捧.那么,半个世纪后的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怎么样呢?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读者又是怎样看这本书呢?笔者收集了《我的前半生》一书如今在亚马逊上的读者留言,整理成表2（附后）.

由表2可知,14个留言的读者中美国有4人,德国、英国、立陶宛、新加坡、比利时、韩国各1人,没有留下国别的有4人.从这14个读者的留言来看,有三个共同点：

一是本书对于紫禁城里皇帝生活的揭示给所有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一些细节的描写、介绍是非常成功的,因此,这14位读者的感受都很相近,有的读者甚至把这本书当作参观北京故宫的指南来用.

二是本书成功地写出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历程,他本人的忧虑、痛苦和自责等情感,都深深吸引了读者.

三是作为中国末代皇帝,以历史亲历者身份介绍了中国最为混乱的20世纪初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于海外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现代史具有巨大作用.从14位读者的反馈来看,《我的前半生》的效果恐怕是胜过许多历史理论书籍.

2002年至2011年间的14位读者反馈与1966年美国读者反馈相近,而且比之更加详细和深入,基本实现了1964年出版这本书的基本宗旨.因此,把《我的前半生》一书说成是中国60年来对外传播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是名副其实的.

半个世纪后的启示

考查《我的前半生》一书在海外半个世纪的传播反馈,可以发现,东西方读者对于中国现代史关注的侧重点完全不同.我们看到韩国、新加坡的读者更容易理解本书所要传达的思想感情,尤其对日本利用溥仪控制中国的前因后果都深有同感；而比利时、德国、英国、美国等西方读者则更加关注新中国建立后,对溥仪经过改造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这一过程的关注,尤其是对书中溥仪自我反省的认识多有不解,甚至有读者把这种“反省”与苏联的高压统治相提并论,并因此怀疑这是中国的“宣传”.

笔者注意到今天4位美国读者与1966年4位美国读者的评价中间,有着十分相近的地方,那就是对于本书所揭示的内容是感兴趣的,但对于是否是中国的“宣传”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尽管已经有了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末代皇帝》这部电影面世,一些历史背景已经昭然若揭,而警惕“中国宣传”这一观点,21世纪的今天与1966年没有多少改变.这表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被西方社会从冷战时代就形成的“妖魔化”仍然具有巨大的市场,如何这个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传播领域必须面对的挑战.

其实,中国有着悠久的自我反思、自我检讨、“吾日三省吾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溥仪作为一个末代皇帝,在书中所写下的自我反思的文字,并非都是来源强制性的“思想改造”.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点上,新中国把一些战犯进行思想改造,包括把一个皇帝改造成为一个新人,都源于这样一个文化传统,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这种在中国约定俗成的东西,在西方读者的眼里就是难以理解.可见,东西方普通读者之间的思想鸿沟,不仅源于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更多地源于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由此可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任早已超越一些浅层次的政治制度、社会现象的说明和解读,从人文宗教、社会心理以及历史传统方面传播一个悠久的文化中国,已经十分迫切和必须.而这不仅需要一些临时性策略、工程计划,还要有系统、长期性的政策支持体系,这也许是对《我的前半生》一书在海外出版传播半个世纪以来效果分析研究最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