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侵华西洋火箭技术其在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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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中叶,侵华欧洲军队在每次海陆战中都使用了英人康格里夫发明的带有长尾杆的金属筒装火箭,与中国传统火箭技术相比技高一筹.不过,其威力也是相对的,总体上来看仅是对前装滑膛炮性能的补充.随后,由于船炮等军事技术和性能的提高与挑战,迫使西洋火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技术决定战术,由于火箭在海陆战中的使用,其对战术的完善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清人在两次战争中感知其威力的巨大,在随后的洋务运动期间引进了其技术,但总体上对军器影响甚微.西洋火箭技术及其在华传播史表明:技术的发展、超越与取代是其必然的规律.

关 键 词 :战争;炮利;火箭;康格里夫火箭;线行战术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0-0054-07

19世纪中叶,清人时常谈及西洋之长技在于大炮、火箭二项.此时期的中西军事技术向为中西近代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但在战场上起配角作用的火箭(注:我们现在把口径不足2厘米的管形射击武器统称为,2厘米以上的武器统称为炮,火炮又分炮式和箭式两种)一向并不在学者的探讨之内,而中西史料对之记载又多是神奇异常.因此,如果不把侵华西洋火箭技术水平究竟属何等层次搞清楚,对此期间的中西军事技术差距的评论终不免片面.这时期,处于封建制晚期的中国与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欧洲诸国“木质风帆时代”失之交臂,船炮与火箭等军事技术差距较大.清军装备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主导型火炮――红夷炮技术仅处于欧洲17世纪加农炮系列的水平上.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包括火箭在内的军事技术改革成为最重要的部分,此也是清朝参与的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的世界第三次军事技术革命的变革,但此变革被局限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此时期的欧洲主要国家在17世纪中叶已全部淘汰冷兵器而进入火器时代,船炮技术处于从木质帆船向蒸汽铁甲战船、前装滑膛炮向后装线膛炮的过渡期.

19世纪中叶的中西火箭都是以固体黑粉末为发射剂,借直接反作用力而发射出去.制造火箭的第一步就是配置粉末状,固体,高硝,低硫,适于作发射剂.第二步骤是核心部分――箭筒的设计及制造.在筒尾留下喷火口,并在柱中留出燃烧室,古代叫线眼,然后用铁制或木制卷杆将之卷成箭筒,以及用力在木制凹形凳上推紧筒体.最后放在木桶、箱内或架在发射台上发射.

最早的火箭弹――霹雳炮出现于中国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的宋金采石战场上,由纸筒制成,内分放发射药及爆药,并掺石灰.南宋火箭后落入金军手中,1232年金军将之创新,名之为“飞”,用以对付蒙古军.蒙古军在夺取汴京后,尽得金人的火箭及工匠,随即编入军中,用于欧亚两大洲的战场上,使得火箭技术传播到中亚、波斯等地.英、法等国到14世纪中期,才有使用的记载,后来欧洲人在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接触并学会了制造与火箭等先进武器.由于炮的使用和飞速发展,在战争中主要用于烟火娱乐,其研究到了17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起步.13世纪中国和火箭技术在德里苏丹国时期(1206―1526年)也传入印度,17―18世纪后印度人对其进行了改良.与欧洲火箭不同的是,其发射药不是装在纸糊的管子里,而是装在铁管中.今英国皇家炮兵博物馆藏有印度18世纪制造的火箭,筒体长25.4厘米,内经5.84厘米,内经与筒长之比为1:4.3,导杆长1.16米.英军在征服印度后,将缴获的火箭带回国内.在伦敦皇家伍尔维奇兵工厂实验室工作的炮兵上校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772―1828年)听说印度王子曾于1792年和1799年用火箭攻击英军,因而受到震动.当时正值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军试图登陆英国本土,由于英国陆军兵力不足,需要在海上消灭法军,所以急需能够攻击法国登陆船的武器,认为火箭是对抗之最好的武器.康格里夫于1805年采用新型制造出了一种2.7千克弹重的火箭,能飞行1830米,大约为印度火箭射程的2倍.该火箭被誉为“没有炮身的大炮灵魂”,一直使用至1867年前后.其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引发了欧洲各国制造火箭的.欧洲人研究认为,其贡献在于:一是火箭筒口径生产的标准化与生产的批量化.筒口径有达到了20.3厘米的,木制导杆大致为基体筒长的8倍.二是增加了发射剂用量,中硫量减少以降低其燃烧速度,从而使其威力增大.三是由于它的引领,在欧洲引起了火箭生产革命,产生了许多火箭生产的专利,标志着近代火箭发展的开端.①

康格里夫火箭以后,推动其向前发展的是英国人威廉黑尔(William Hale,1797―1870年).他创制出火箭自旋稳定技术,来改进用庞大、笨重的木棍制导的使其本身精度低的问题,即利用火箭排出的起推进作用的一部分气体,使其围绕其纵轴定向旋转,因而飞行姿态相当稳定.中国火器著作《兵船炮法》中说:


海勒氏(黑尔)造旋风火箭,使药气不全从尾孔泄出,而并从近邻处五孔泄出,一面向前,一面旋转,发时有两法:一法以两板做斜槽承之,令引正方向;一法架上做圈,将火箭套入圈内,后有挺簧,压住其杆尾.初燃时,不能胜挺簧之力,继而胜之,乃飞出而成大速率,可免箭头向下改变方向之弊.②

黑尔于1844年取得了自转火箭的专利权,随后,他把这些装置的生产制造权卖给了美国政府.英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试验了黑尔火箭,并大约在1867年采用了这种火箭――主要用于非洲和亚洲殖民地进行的战争中.24磅弹黑尔火箭能携带一枚爆炸弹头,射程在1~4千米之间.③

然而,炮和战船技术的改进再次超越康格里夫火箭与黑尔火箭,火箭甚至有用前装线膛炮发射的.尤其到了19世纪下半叶,以前装或后装线膛击发、后装线膛炮、无烟、铁甲舰和1856年英人贝塞麦发明的酸性底吹转炉炼钢法为代表的军事技术突飞猛进,康格里夫和黑尔火箭的性能相形见绌,它逐渐被准确性和杀伤力日益提高的常规炮武器所替代.如1854年,英国人阿摩士壮(William G.Armstrong,1810―1900年)制造了后膛装填和发射锥头柱体的铸铁空心炮弹的线膛炮,在1855年取得专利,打得既远且准.1858年英国将该炮列为制式火炮.有几十种口径之多,装备陆海军,成为风行几十年的世界名炮.与老式的6磅弹前装滑膛炮相比,弹重增加了55%,射程增加了26%.线膛炮的使用在炮兵中发生的变革对于海战的影响,比装甲舰发生的影响要大得多.如果装备线膛炮,每艘军舰的进攻力至少可增加两倍.再如欧洲技术的发展也很快,极大地延伸了杀伤范围,提高了精度,使火箭技术越来越不必要.如在第一次战争中,侵华英军使用的主战伯克式(Barker)前装线膛燧发,长1.16米,口径为1.53厘米,重35克,重4.3千克,最大射程仅约220米,射速为2~3发/分钟;虽使用但数量极少的布伦士威克式(Brunswick)前装滑膛击发,长1.42米,口径为1.75厘米,弹丸重53克,重4.1千克,最大射程仅330米,射速3~4发/分钟.④但是到了第二次战争时期,侵华英军使用了1853年型恩菲尔德(Enfield)前装线膛击发.重3.66千克,长1.39米,口径1.44厘米,内刻螺型膛线3条,弹重52克,定装式弹,最大射程就已达1100米,射速5发/分钟;侵华法军使用的是米尼(Minie)前装线膛击发.长1.4米,重4.8千克,定装式弹,口径1.8厘米,膛线4条,最大射程914米.①鉴于炮乃至铁甲舰技术的发展,到了1850年,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火箭部队都解散了,尽管其在亚非拉的落后国家一直使用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不再是一项被广泛接受的军事技术,1919年,英国皇家军队正式宣布黑尔火箭成为过时的武器. 奕山对英军箭作战技法叙述并不正确,但透露出了清军陆军“正面迎击,马队两翼包抄”的战术落后.

直到17世纪中叶,西方海战的主要战术还是接舷追逐.不过,从15世纪下半叶起至18世纪末期,远程海战即“线式作战”成为敌对国舰队之间的标准战术,舰船的吨位、火炮的数量和射程是决定战斗胜负的重要因素.线式战术是风帆时代海军乃至于蒸汽时代海军炮战的基本战术.主要火炮一般装在战舰的两侧,与本船龙骨垂直放列,通过两舷开设的炮孔射击,利用舵控制舰体姿态,使用一侧舷炮分层间隔齐射5~8轮后,再利用潮动和锚定换舷,使用另一舷炮继续攻击,用齐射打出大量的炮弹期望命中敌舰,又可冷却使用过热的火炮.从18世纪末期以来,西洋海战又从“线式战术”逐步过渡至“机动战术”.火箭武器既可减轻船体载重,又可在发射时因其后坐力小,对船体损坏不大,故在木质或铁质战船上配置不少.19世纪中叶,清军最大三桅双层甲板帆船的大小还赶不上英国纳尔逊时代的六级战船.其海上迎敌战术处于以划桨和风帆驱动为主要驱动力的单层甲板平底船向舷侧安置重炮的大帆船过渡,以撞击和强行登陆为特征的海战方式向弦炮齐射的“线式战术”过渡.这种战法,用于对付拥有武装的海盗船只还凑合,而与船大体坚、火炮多、射程远、威力大的西洋侵略军船炮较量,就显得力不从心.此时期的西洋战舰在面对中国炮台的时候,常使用已被他们淘汰掉的“线式战术”和康格里夫火箭的猛烈施放的弥补,形成持续不断的火力轰击清军目标,使固守在炮台的清军实在难以招架.有时也会配合“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的战术”,让中国东南沿海的炮台一个个地被占领.

明末前后是传统纸制火箭技术发展的高峰期,并在侧杆式火箭的基础上,有直杆式系统的些微创新.不过,因其发展缓慢和在战场上仅偶然为之的缘故,故史书记载甚少.从明末到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占压倒优势的是侧杆式火箭系统,但它直到19世纪中叶前后也无实质性的变化.用手工方式制成,利用桶装、竹筒装等的载体,靠弓弩或简单的工具发射出去,属传统火箭范畴,其中硝、硫、炭的百分比平均是71:4:24,射程在千米以内,主要起骚扰和焚烧等作用.清康熙朝以来,在京师设立火器营的同时,也设立了火箭营.清军的海陆迎敌战术,要点是以重炮为主,但轻型火器诸如火筒、火箭等的使用也很多,其辅助作用不可忽视.如1860年8月14日,侵华英军司令格兰特(James Hope Grant, 1808―1875年)描述到:“我们的火箭炮非常有效,河对岸的清军也用火箭向我们开火,射程大,方向准,但是都没有击中我们,在交战中一些坐骑中弹倒毙.”①由于清军火箭与近代化的欧洲火箭技术和性能相比差距太大,以至西人每每提及此事,总是持冷嘲热讽的态度,也使得了战争前后的国人羞于谈及此事,渐渐淡忘了先人作战时是否运用了火箭.今欧洲人研究认为:中英战争之后,香港成了千万支康格里夫火箭的生产地,时间持续到1850年.1867年英国宣布这种武器过时,它随即被处置给中国政府使用.清人在英人的帮助下,不久开始制造它.清廷于同治四年(1865年)创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于陈家港建立了火箭分厂,从英美购入机器,正式生产6~12磅弹型康格里夫火箭,曾有12.2米长的康格里夫火箭厂库的制造地,有6个车间制造火箭.②1870年7月,金陵机器制造局在南京建火箭分局,聘英籍美国人马格里为技术顾问,有6个车间生产黑尔火箭.由于康格里夫火箭的远射程和低弹道的优点,国人一直垂青之而拒绝使用黑尔火箭,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时期,西人在华尚能见到清人在使用着康格里夫火箭对外作战,光绪年间的京师火箭营无疑是使用近代火箭的火箭部队,但其在战场上的作用已微乎其微.

【作者简介】刘鸿亮,男,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特约研究员、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马文艳,女,1978年生,天津市人,博物馆馆员,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馆长,主要从事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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