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与社会:1776—1790年《国富》在英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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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亚当·斯密生前的1776—1790年,《国富论》开始在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发挥现实的影响.不过,这一影响的实现是建立在这一时期《国富论》的文本及其思想的传播的基础上的.在这一时期,《国富论》的传播过程是复杂、曲折的,它不是《国富论》的思想与观点的简单再现与扩散,而是受经济社会条件影响甚深.通过《国富论》的文本的出版、发行,《国富论》开始进入公众领域.在此基础上,通过人们对于《国富论》阅读、理解等活动,《国富论》的社会意义开始彰显.与此同时,随着报刊杂志以及各式书籍对于国富论的介绍与讨论,《国富论》的思想与观点在英国进一步传播开来.基于此,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生态面相由此也呈现出不同的维度,从而《国富论》的文本意义与现实价值也更为丰富而具体.

关 键 词 :《国富论》,传播,英国,18世纪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6-0053-09

长期以来,作为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文本,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以下简称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以下简称《国富论》)始终不乏研究者.然而,由于受传统的研究路径的影响,学界往往偏重于其思想内涵上的解读,而对于立足于文本层面之上的《国富论》的传播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同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则重视程度不够,这给我们造成了诸多认识上的误区.①显然,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缺乏知识传播的社会视野,从而使《国富论》在历史进程中的多层面相得以遮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才开始在书籍——阅读史以及传播学的视野下关注这一问题,而国内学界则依旧鲜有人注意探讨它.②鉴于此,本文尝试超越传统意义上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力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希望阐明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国富论》在其出版初期的1776—1790年间在英国的传播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同当时正在形成的商业社会间的互动关系,以期对我们重新理解《国富论》及这一时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有所助益.

一、《国富论》在英国的出版与发行

自近代以来以至18世纪,英国的政治形势相对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印刷书逐渐普及,其在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各种文化与精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当时英国的许多重要的思想都是通过印刷书的形式被传播出来.在这一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传播的过程中,《国富论》的传播是其重要方面.而《国富论》的出版与发行问题则是其传播过程的重要环节:通过《国富论》的出版与发行,《国富论》也由此从私人的空间走向公众的空间,其社会意义才开始彰显.

1776年3月9日,在经过十余年的艰难构思、写作后,斯密的《国富论》由伦敦的出版商威廉·斯特拉恩(William Strahan)、托马斯·卡德尔(Thomas Cadell)以及爱丁堡的出版商威廉·格雷奇,①以上下两卷本的形式在伦敦、爱丁堡等地共同出版,上卷包括第一、二、三篇,共510页,下卷包括第四、五篇,共587页.不过,全书没有序言和索引.当时《国富论》的署名为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及前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亚当·斯密.第一版《国富论》大约出版了500至1000册.②

该书出版后,斯密怀着极大的期望向他的朋友们了进行赠送,希望引起他们的共鸣与认同.然而,受赠者似乎对该书的市场前景并不抱乐观的态度.其中,亚当·弗格森就曾对斯密说:“您不要指望(《国富论》,笔者注)会像小说那样畅销,不,就连一部纯历史书那样的销路都不会有.”③曾与斯密一样担任过道德哲学教授,并与其有着一定交往的苏格兰皇家学会会长约翰·普林格尔则认为,斯密从来没有从事过商业活动,他写的商业方面的书不会比律师写的医学著作要好多少.④尽管斯密的朋友们对该书的市场接受情况持忧虑的态度,但是在《国富论》投入市场后,它的实际销售状况却显然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第一版《国富论》出版后,六个月内就在市场上销售一空,⑤这显示《国富论》受到了当时的读者的欢迎.

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是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出版商在《国富论》出版与发行的过程中发挥极大的推动作用.《国富论》的主要出版商斯特拉恩是当时较为著名的出版商,不仅是英国的国会议员,还是英国皇室的御用印刷商,在当时的出版业界享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由其所出版的书籍在当时较受欢迎,这显然对于提高《国富论》的声誉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商业上的短期营销策略来看,出版商在当时的报刊上为《国富论》做了大量的广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宣传.1776年,在《国富论》出版前后,在当时较为知名的报刊中,除《绅士杂志》外,《每月评论》与《批判评论》等刊物都专门为《国富论》发表了长篇的系列评论,短篇的评论也在《年鉴登记》《伦敦杂志》《苏格兰人杂志》《爱丁堡每周杂志》《爱尔兰人杂志》等刊物上出现.这些报刊对于《国富论》的报道与宣传,不同程度地刺激了读者阅读的,引起了读者对于《国富论》的关注.⑥

另一方面,从读者的内在诉求来看,这也是与当时正在成长的商业社会的内在诉求是一致的.在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特别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低地地区,在历经延续数个世纪的农业革命后,英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①这一时期,尽管传统的农业依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各行各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社会分工日益严密,商业贸易也趋于繁荣.不过,当时由旧式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所主导的政策、法规,如谷物法、行会制度、税收制度、货币制度等,依然在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的经济生活中发挥支配性影响,这就严重阻碍了英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损害了新兴的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国富论》对于分工、价值、资本、税收以及重商主义等问题的阐释,正是从思想层面上对这种关系进行清算的一种理论尝试,这就恰恰契合了当时英国商业社会发展的潮流,从而迎合了一部分读者的内在诉求.对此,马克思也曾指出:“古典派如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② 此外,在出版《国富论》之前,斯密良好的个人关系及声誉的建立,也同这一时期《国富论》热销状况的出现些徐相关.在出版《国富论》之前,斯密就长期活跃于当时的知识界,同当时的知识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由此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斯密长期任教乃至任职于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与格拉斯哥大学.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该书使得其声名鹊起.《道德情操论》在出版后,又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向国外传播,受到了当时的欧美学界的重视,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也都对其表达了极高的评价.③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斯密的个人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为《国富论》赋予一种无形的魅力,从而促进了由其所著的《国富论》的发行.

正是由于《国富论》的第一版的良好的市场效应的出现,1778年,斯特拉恩迫不及待发行了第二版《国富论》,发行量为500册,也很快被销售一空.随后,又在1784年出版了三卷本的《国富论》第三版,发行量为1000册.1785年,斯特拉恩去世,《国富论》的出版事宜转移到他的儿子安德鲁(Andrew Strahan)手里,安德鲁与出版商托马斯·坎德尔继续合作在1786年出版了第四版《国富论》,发行量为1250册,市场销路依旧很好.1789年,斯密生前的最后一版——第五版《国富论》出版,发行量为1500册.④

对于后来这几版《国富论》的内容与形式,斯密没有简单地重复第一版《国富论》,而是根据读者的需求以及当时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因势利导,不断地做出修订与调整,为《国富论》的持续传播不断地注入活力.在《国富论》发行后,一部分热心读者对其有热烈的回应,而斯密也极为重视,并借《国富论》的再版的时机,将其回应反映在新版《国富论》中.其中,1776年4月3日,读者休·布莱尔就曾对斯密说:“我希望新版做出的最主要的改进,是您能采取某种方法,指出我们能从该书的哪些部分找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您讨论了很多种类的问题.人们得回头重看.各章的题目用字不多,概括不了读者想要查找的内容所在.”⑤同年4月8日,威廉·罗伯特也对斯密说:“我希望本书(《国富论》,笔者注)再版时,您能增添一个详尽的索引以及说明每一段讨论进展情况的书商称为旁注一类的东西.这将大大方便于翻阅或查找.”⑥对于他们的积极中肯的建议,斯密极为关注,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1784年出版的第三版《国富论》中,该书的索引被加入进来了.⑦

不过,由此也造成了这一时期《国富论》的几个版本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对于这几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以及斯密的思想在其中的演进历程,人们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在1904年,英国经济思想史家爱德温·坎南(Edwin Cannan)领导了一个课题小组,对《国富论》的前五个版本进行了一项细致而系统的研究,这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斯密的思想演进过程及《国富论》传播的原因提供了帮助.坎南认为,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差异是微小的,甚至在页码上都非常接近.只是在第二版中,作者在不影响总的原则或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对一些知识性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同时也加入了大量的脚注,以便于读者的更进一步的阅读与研究.而第三版同前两版的差异比较大,在第三版中,斯密主要在下卷加入了对于重商主义制度的结论以及英国贸易公司的简史,因为当时人们正在讨论谷物法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问题,斯密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想借此引起更多读者的对该书关注.第四版中,斯密为《国富论》增写了“序论及全书设计”,从而使人们在阅读中更容易抓住该书的主旨.最后,第五版中,斯密则主要改正了第四版中的一些印刷错误,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以图促进《国富论》的更好地流通.①


另外,在这一时期的英国,在爱尔兰地区还出现了三个都柏林版《国富论》,这无疑也推动了《国富论》中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这一地区的传播.1776年6月中旬,第一个都柏林版的《国富论》被印刷在“好的纸张”上出版,篇幅为3卷8开本,但是售价却低于一英镑(19s.6d.bound),只有不到伦敦版的《国富论》的售价的一半,因此销路很好.甚至,海关官员在查禁货物时,还查到了尚未装订成书的都柏林版的《国富论》.1782年10月15日,第二个都柏林版的《国富论》在都柏林发行,同一天,威廉·麦肯则(William Mckenzie)还在《都柏林晚间邮报》上为其刊发了广告.在1785年,继1784年伦敦发行第三版的《国富论》之后,10位爱尔兰的书商在模仿伦敦版《国富论》的情况下,又联合出版了更便宜的两卷本的“第四版”的《国富论》,并取得很大的成功.②

二、《国富论》在英国的流通与读者的阅读

不过,在这一时期,尽管《国富论》多次再版,但是它所发行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等当时的大中城市,在当时英国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在其他地区显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传播.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城市正在兴起中,全国大约800万的人口总体上还处于一个相对分散状态中.③而在工业革命的初期,交通与邮政通讯乃至信息传播的条件有限,运输成本较高.甚至斯密就曾对于第三版《国富论》的清样的邮寄问题,发表过自己的评论,斯密曾对斯特拉恩说:“收到稿纸(第三版《国富论》的清样)和来信十分高兴,更感谢您把稿纸用费用较低的驿车而不是用昂贵的邮车运送.”④因此,在这一时期,仅有5000册的发行量的《国富论》,在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下,相对于这样庞大的总人口来说,似乎又显得微不足道,这些都为《国富论》的文本的传播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而在18世纪后期,能够购买正版《国富论》的读者,只是英国总人口中的少数.在这一时期,除了少量在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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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区出版发行的都柏林版《国富论》的售价较低外,在英国发行的正版的《国富论》的售价都相对较高.因此,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与闲暇时间的读者,才有机会阅读这本书.《国富论》第一版的售价为一磅十六先令(£1.16s),第二版售价则为二镑二先令(£2.2s),第三版售价降为一畿尼,其他各版的价格也都在这之间徘徊.⑤从当时英国整体的工资与物价水平来看,这对于一般的劳动者来说的确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当时的技术工人工资与普通工人工资明显拉大,而他们工资也难以支付《国富论》.1775年伦敦的石匠的周工资通常为15先令,1777年一个制作马鞍的技工的周工资为12~15先令,⑥1785年一个伦敦排字工的周工资约为24先令.⑦而相对来说,技术工人的工资高于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工人的工资则高于农业工人.在当时的英国,从区位上看,伦敦地区的工资要高于地方省份的工资.①由此,非伦敦地区的普通工人以及农业工人的工资更低.同一时期,“不仅谷物的价格,而且一切必不可少的食品的价格都涨到了穷人难以承受的程度.”②因此,居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在通常情况下是难以支付这笔费用的.大多数情况下,只有经济较为宽裕并拥有闲暇时间的社会上层,才可能会单独支付这笔费用. 尽管购买《国富论》对一般人来说比较困难,但是,当时人们也有另外一些渠道来阅读《国富论》,比如借助流通图书馆与阅览室.“在18世纪中叶以前,流通图书馆并不多见,但是1750年以后,它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在整个英国出现,至少在比较重要的地区中心是如此”.③对于18世纪后期的图书馆的藏书的调查显示,《国富论》受很多图书馆的青睐.当时的一些流通图书馆以及阅览室的记录,都显示了人们对于《国富论》的阅读兴趣.④

然而,即使有机会阅读《国富论》,读者能否读懂《国富论》也还是一个有待考虑的问题.《国富论》作为理论性、学术性较强的书籍,其可读性并不强.在《国富论》出版近一个月后,大卫·休谟曾说:“要读懂它非专心致志不可,而公众能做到这点的又不多,它开始能否吸引大批读者我还是心存疑虑.”⑤对此,斯特拉恩回应说:“您就吉本先生和斯密博士的书所作谈话是完全正确的.前者是更受欢迎的著作,而后者虽然不如前者销售的快,但是其销路还是很好的,超出了我的预料,因为这是一部必须专心致志(现代读者具备这些素质的并不多)才能读懂的著作.”⑥1776年4月,斯密的朋友约瑟夫·布莱克在读完《国富论》后,也对斯密说:“当然,有的人,由于思想不那么敏感,而有的,虽不乏独到的见解,但却是被偏见或自私所歪曲了的,他们要理解和领略这样一部充满正直而不囿于成见的著作的精髓,那是非有一定的时间不可的.”⑦由此,要想直接阅读《国富论》,读者就必须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与理解能力.显然,这就要求读者自身应当具备一定的受教育的水平与文化素养.而在当时的英国,人们的文化素养与阅读能力都还有限.1834年,弗朗西斯·普雷斯在论及工业革命早期英国工人教育问题时,就曾指出:“人们不能写作,也没有人读对他们有用的书,几乎没有人读过任何一本书.”⑧这对于《国富论》的阅读与理解必然造成诸多障碍.

由此可见,在《国富论》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受当时具体的经济发展条件的影响,普通读者对于《国富论》的兴趣是比较淡漠的,《国富论》的读者群与阅读量总体上说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可以发现,有机会直接阅读《国富论》的读者,需要满足严格的经济与文化条件:它既要求他们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也要求他们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将直接阅读《国富论》的文本的活动局限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从而不利于《国富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影响.1787年8月3日,《泰晤士报》在针对当时英国商人群体的知识状况发表的社论中,就曾指出:“今天只有那么少的商人熟悉斯密的《国富论》与安德森的《商业史》,而这些书应该是每个从事贸易工作的人的所必读的,这种反常的现象太令人惊奇了.”⑨

而在《国富论》出版与发行后,随着《国富论》的文本的流通,一部分具备现实经济与社会条件的读者,首先阅读到了《国富论》.对于这些《国富论》的读者来说,在阅读《国富论》的文本的过程中,他们也开始对于《国富论》的具体意义做出的自己的诠释,进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国富论》的文本也开始由一种虚拟的理论资源转化为现实建构的实在力量,从而其最终的社会效应才逐步显现.不过,由于存在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以及知识背景,人们可能会对其作出自己所独有的阐释,从而超越或者偏离文本意义上的《国富论》所宣扬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以至于《国富论》对于现实世界也会彰显出不同的价值与影响.

从当时的书信中,我们可以发现,在阅读《国富论》的过程中,斯密的好友如休谟、弗格森、吉本等人对《国富论》的价值表达了充分的肯定.

1776年4月1日,大卫·休谟在读完《国富论》后致信斯密说:“写得好!真出色!亲爱的斯密先生:您的著作真的让我爱不释手,细细读之后,我焦灼的心情一扫而光.这是一部您自己、您的朋友和公众都期待的著作,它的出版是否顺利一直牵动着我的心,现在我可以放心了.”①亚当·弗格森同年4月18日也对斯密说:“您可以相信,细读大作后,我是益发觉得它是无懈可击的了.就这些问题而论,您无疑是卓尔不群,自成一家,我认为至少要影响今后几代人的思想.”②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斯密的朋友们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国富论》的溢美之词.这一方面显示了其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认同,另一方面则表明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朋友们在其中所做出的评论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一定的感彩.

与此同时,《国富论》也受到了与斯密关系相对疏远的人们的关注,只是基于不同的立场与目的以及知识背景,不同类型的传媒及其作者对于《国富论》的解读与认识也各有不同.1782年,一本匿名小册子《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缺陷》也对《国富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斯密博士的语言优美感人,堪称力量、优雅、准确和有说服力的一本书,值得社会上每个人都去阅读.在他的这部著作中,他展现了自己对人类生活各个方面,从内阁到农村,深入而广泛的了解和对民族偏见的蔑视以及对自由、正义和真理无所畏惧的追求.他的这部著作包罗万象、内容重要、见解新颖、论述得体,被称为完美的化身和智慧的结晶.”③1783年,在《塞缪尔·约翰逊作品评论》中,作者则赞扬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没有不加解释地使用外来词汇:“我几乎可以确信,在《国富论》这本书中,除了‘货栈’一词以外,作者没有不加解释地使用任何外来词汇,而‘货栈’一词是作为英语词汇来使用的.”④

这一时期,《国富论》也不乏批评之声.1778年6月,在由威廉·米克尔翻译的长诗《鲁西亚德》中,米克尔对于斯密对东印度公司的论述进行了批判.同一时期,《绅士杂志》对米克尔的批判之声表示了支持.在1778年9月,《绅士杂志》对米克尔的第二版的《鲁西亚德》发表了第二次评论时,表示反对斯密所提出的“殖民地最大的作用就是增加皇家收入”的观点.⑤而在该书中,米克尔还对于《国富论》整个理论体系基础进行了批判.针对斯密的“每个人都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寻找最有利的用途”的观点,米克尔就曾指出:“但是我们反对这样的观点,虽然这部分内容对于作者的理论体系来说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在商业很不发达的地区,人们对商业的反应是非常迟钝的,需要有智慧的人去引导他们;不仅如此,他们的思想还很保守,即使是花上半个世纪的时间也很难改变他们的思想.在把现代农业引入一个特定国家(例如苏格兰)所面临的困难中,我们的作者可能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人们的麻木与顽固.”⑥ 三、《国富论》在英国的进一步扩散

在《国富论》传播的过程中,除了通过直接阅读《国富论》的文本外,人们不可以通过间接的途径接触、了解到《国富论》所宣扬的思想与观点.在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报刊、杂志、小册子、演讲等传播媒介或渠道的存在,它们将《国富论》的思想与观点简明化,或更为直接生动地表达出来,或直接乃至间接地发表评论,从而促使了更多的人了解到《国富论》的片段或主旨思想.

在18世纪后期的英国,随着阅读的逐渐兴起,价格相对便宜的报刊杂志以及小册子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国富论》出版之时,当时的报刊以及小册子对于《国富论》有大量的介绍与讨论,这其中不乏书商的广告宣传,也存在严肃认真的评介,这就为普通读者间接了解《国富论》提供了一个窗口,报刊杂志由此成为当时的人们了解《国富论》的重要渠道.在这一时期的《国富论》传播的过程中,《每月评论》《批判评论》《年鉴登记》《伦敦杂志》《苏格兰人杂志》《泰晤士报》等当时较具影响力的大众刊物,都对其做了一定的介绍,促使了一部分读者了解到了《国富论》所阐明的思想与观点.其中,1776年,在当时有重要影响的《年度登记》,对于《国富论》的主要思想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与评论,重要的如伯克.他首先对《国富论》的内容作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和以此基础的评论,这就为人们迅速、简便地了解《国富论》提供了便利,也为关注这一时期的经济问题的读者提供了一个进一步阅读的指南.①1776年7月,在《每月评论》中,内阁大臣威廉·埃菲尔德(William Enfield)也对《国富论》做了介绍,发表了评论:“亚当·斯密对《国富论》所论及的数个主题发表广泛而紧密联系的观点,并且从理论与现实的良性的结合中,他推衍出了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和以前被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其他学说相比,我们从整体上看,它更令人满意,依赖于更坚实的基础.”②

1777年2月,托马斯·波纳尔(Thomas Pownall)则在《每月评论》中,较为深入地对《国富论》进行了介绍与讨论,这是当时人们认识《国富论》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托马斯·波纳尔曾任北美殖民地马萨诸塞湾总督,时任英国的下院议员,对当时英国在北美的经济政策较为关注,在当时较具影响力.尽管他对斯密本人较为尊敬,也认为《国富论》在进行适当的修正后,会成为政治经济学建立的标志,而大学里聪明的教员则会把它看作对相关问题的论述的基础课程;③但是,作为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捍卫者,他对《国富论》的诸多主张持怀疑态度.1777年,在《每月评论》中,波纳尔首先以斯密没有实际经验的名义,将斯密描述成为一位常常使自己深陷于技术性词汇的阐释的思考者,而这种行为则阻止了斯密认识到自己的工作所带来的实际危害.其次,波纳尔将自己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国富论》的第四章上了,特别是批判了斯密对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垄断问题与国内国际间的谷物生产问题的论述,认为斯密在这些事务上的观点在经济上是没有根据的,而它的政治与社会的隐喻则完全不可接受.波纳尔认为,对于北美的贸易垄断也使大英帝国获得巨大的利益,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斯密的自由贸易的观点则不仅仅预示着垄断法的废除,也昭示着整个英帝国的分解.④

詹姆斯·安德森(1739—1808,苏格兰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誉为李嘉图地租理论的真正创始人,他在这个时期也发表了一本质疑斯密学说的小册子,但由此赢得了斯密的友谊.⑤他在《论激发勤劳精神的方法》的小册子中批评了斯密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关于谷物出口补贴的观点.他还支持边沁对斯密的批判,认为斯密设定法定最高利率的主张是错误的.⑥边沁在阅读《国富论》时,对斯密在利率的立法限制的论述上所表现的不一致提出了批判.在一封致斯密的信中,他建议斯密对此做出修改,该信后来作为边沁在1790年出版的第二版《为辩护》(Defence of usury)的序言.⑦随着边沁个人声誉在90年代的扩大,人们对于受其重视的《国富论》也愈发的关注.

1790年,著名的《绅士杂志》首次对《国富论》进行了较为积极的介绍与评论:“《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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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9;现在的评价极高,它一直在被大不列颠的议会和法国的国民会议所引用,并且促进了现在极为流行的自由的精神的传播.”⑧尽管《绅士杂志》对《国富论》的评价很高,但是也仅仅泛泛而论,没有对其中的问题展开讨论.当时的人们,还是普遍认为斯密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的学术价值比《国富论》更高.①

在1790年8月16日,在斯密去世一个月后,《泰晤士报》刊载了《晚期斯密博士的传记轶闻》的述评文章,该文从知识性与趣味性出发,对斯密的生平及著述作了简要的介绍,促进了人们对于斯密个人经历、思想及《国富论》的了解.②同时期的《欧洲杂志》,则在1790年8月对《国富论》发表了较为含糊的评价,它把《国富论》理所当然地看作一本著名的书,斯密被认为是因传播了一种以国家的繁荣为目的,但是却使国家的财富因此陷入混乱的学说,值得人们最大的赞扬与责备.同时,斯密的学说也被认为和康德·维埃里(Count Verri)、塔克牧师(Dean Tucker)以及休谟的学说没有本质的区别.③

在这一时期,随着《国富论》的传播,一部分对于新事物、知识有着敏锐的感知力与较强的接受力的政治家、贵族等社会中上层人物,也开始在革除弊政、解决社会危机的情势下,关注其中的经济思想.在这一时期英国议会的演讲、讨论中,《国富论》也开始被人们所论及,这不仅昭示了《国富论》对于当时英国政治与经济政策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于《国富论》的了解,推动了《国富论》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1783年,《国富论》首次由福克斯(Fox)议员直接提及,但他并不信奉自由贸易说,他论及《国富论》只是为了驳斥斯密的学说.而斯密在议会中首次作为合法性论据提到,则是在1787年,当时议会正在就对法国的商业协议问题的谈判进行讨论,一位克拉彭改革派议员罗伯特·桑顿(Robert Thorton),在陈述支持与法国缔结商业协议的原因时,声称他的观点被当代最畅销书——《国富论》的作者斯密博士所肯定.同一年,在讨论承包驿马税的提议时,乔治·登普斯特从《国富论》中摘录出了一部分读给大家听.1788年,一位名叫威廉·赫西(William Hussey)的金融专家,在议会下院引用《国富论》中的内容来支持他关于羊毛出口的议案.④ 在斯密生前的时期里,随着《国富论》的出版、发行以及读者的阅读等活动的进行,斯密的学术声誉与社会地位,也继1759年《道德情操论》的出版之后,进一步地上升,这无疑也对于《国富论》的文本的进一步传播造成了良好的影响.在《国富论》出版后,斯密获得了当时一部分上层社会人士的肯定.1778年3月1日,他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专员和盐务专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同其有莫大的关联.在从事经济实务工作过程中,他也获得了进一步修订《国富论》的源泉与便利.到1787年,斯密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的名誉校长时,其个人的学术声誉达到了生前的顶峰,《国富论》也进一步获得了扩散的动力.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基于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条件,通过报刊、杂志以及当时的演讲等传播渠道,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了解到了《国富论》的思想与观点,《国富论》在英国进一步扩散开来.但在这一时期,《国富论》的阅读、理解以及讨论的活动主要还是发生在社会的中上层,人们对于国富论的理解也往往局限在一定的层次上,《国富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由此也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⑤

结语

《国富论》的文本在出版、发行前后,依赖于一定的宣传手段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特别是立足于这一时期英国商业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事实,开始在英国逐步传播开来.但是,《国富论》文本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市场化的经济行为,受这一时期英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国富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作为商品被交易的,只有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读者才可能购买《国富论》,而进行较为私密的阅读.而即使是在当时的阅览室与流通图书馆中所进行的公共的阅读,也要求读者满足极为严格的经济条件.

在此基础上,在1776—1790年间,《国富论》所承载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逐步传播开来,但传播过程极为复杂与曲折,其传播与现实影响的实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一时期《国富论》的传播过程中,一方面,从《国富论》的接受者的角度来说,《国富论》的传播是一种历史传统的传承中的文化行为,其传播必须立足于一定的文化底蕴之上,只有具备一定文化涵养并乐于接受新事物的读者,才可能直接接受与理解《国富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就要求《国富论》的传播者对《国富论》复杂而抽象的文本作出简明化、形象化的处理,而这一时期的一批报刊杂志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其中就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国富论》本身的属性来说,《国富论》作为一种文化品,在阅读的过程中,其具体意义与价值的形成需要读者不断地再建构.在此基础上,对于《国富论》的阅读、理解,也就因为读者的不同的文化习惯与政治立场而各有差异.当时一些报刊、读者对于《国富论》的理解各有特色,甚至是彼此对立.

总之,作为一种观念的载体,文本意义上的《国富论》体现了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种潜在的现实力量,为人们建构现实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而这种文本上的观念要转化为形态各异的实践,就必须依赖于作为文本的《国富论》及其思想的广泛传播.在斯密的生前,基于当时英国的经济与社会条件,《国富论》通过曲折而复杂的传播,慢慢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话语的表达,使得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逐步打上了《国富论》的烙印,《国富论》由此也对当时英国政治经济的自由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而为18世纪英国商业社会的构建注入了活力.

【作者简介】龚小刚,男,1986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责任编辑:吴丹】

Books and Society: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1776-1790 England

Abstract: In 1776-1790, The Wealth of Nations had begun to make great impac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ngland. Nevertheless, the impact which the Wealth of Nations had on practical economy and society must be dependent upon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ideal and text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England. However,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as very plicated and devious in this time. It had been not simple re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ideal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ut seriously influenced by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in the phase. With the publication, issu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t had begun to appear in the public sphere. Based on it, the social meaning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also had begun to be realized. At the same time, while The Wealth of Nations had been introduced and discussed by kinds of newspapers, periodicals, books, and speech, The Wealth of Nations also had spread in the more advanced level in England. Just based on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the ideal and text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pattern of the society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England had bee so different, as a result, the valu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ecame so rich and specific. Key Words: The Wealth of Nations, Spread, England, In the 18th century

① 在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富论》被认为自出版后,就对其时代立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类著作可参见:Joseph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184-5; Did Brion Dis, The problem of sl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182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 p.351; Keith Tribe, Land, labour and economic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78, p.110; G. Himmelfarb, The idea of poverty: England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I983; D. D. Raphael, Adam Smi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 国外有关《国富论》的传播情况的研究,主要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主要研究成果有: Alexandrin, Glen,Reception of Adam Smith's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the early Russia, Social and Science Forum, (1), 1977, pp.1~13; Diatkine, Daniel,A French Reading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1790s, in Mizuta and Sugiyama (Eds), Adam Smit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ondon: Macmillan, pp.213~223;Irwin, Douglas,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eng-chung Lai,Adam ith Across Nations: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Melchior Palyi,The introduction of Adam Smith on the Continent, in John Maurice Clark, Paul Howard Douglas, Jacob H. Hollander (Eds), Adam Smith, 1776-1926: Lectures to Commemorate the Sesquicentennial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8, pp.190~233; Zhu, Shaowen,Adam Smith in china, in Mizuta and sugiyama (eds.), Adam Smit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ondon: Macmillan, pp.279~291; Richard F. Teichgraeber.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 1776-1790,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30, No. 2(Jun.1987), pp.337~36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rk Willis, 'The role in parliament of the economic ideas of Adam Smith, 1776-1800',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xiv (979), pp.505~543; T. Sowell, Adam Smi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Gerald P. O' Driscoll (eds), Adam Smith and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amuel Fleischacker. Adam Smith's Reception among the American Founders, 1776-1790,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59. No.4 (oct.2002), pp.897~924; Kenh E. Carpenter,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French and in France, 1776-1843,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002; Ian Simpson Ross. On the wealth of nations: contemporary responses to A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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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Thoemmes Press, 1998; 国内有关《国富论》传播情况的研究主要起始于本世纪初,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主要有:张登德:《亚当·斯密及其〈国富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理论学刊》,2010年第9期;赖建诚:《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台北:三民书局,2002年;梅俊杰:《自由贸易神话的起源——亚当·斯密真相辨伪》,《史林》,2007年第3期. ① 哈佛大学克雷斯图书馆保存有一本《国富论》的第一版复制本,在该书扉页显示:“伦敦,W·斯特拉恩、T.卡德尔和爱丁堡的W.格雷奇出版,1776年.”参见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导读,周祝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89页.

② Edwin Cannan.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Edwin Cannan (ed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Methuen & Co.Ltd.,1904. fifth edition.pp.12~22;第一版《国富论》的具体发行量现在已无法知晓,因为现存文献中已经无法找到对此的明确记载,我们只能根据它的出版商斯特拉恩的印刷账簿进行推测.关于斯特拉恩的印刷账簿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见:Edwin Cannan.'The Text and Apparatus', in R.H.Campbell and A.S.Skinner (ed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1981. pp.6I~6.

③ [英]欧内斯特·莫斯纳等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63页.

④ [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223页.

⑤ [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221页.

⑥ Richard F. Teichgraeber.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1776-1790,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30, No.2 (Jun.,198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337~366.

① 有关英国农业革命的研究,参见:文礼朋:《英国对近代农业革命和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世界历史》,2007年第2期;郭爱民:《英国农业革命及其对工业化的影响》,《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杨杰:《英国农业革命与家庭农场的崛起》,《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8页.

③ 《道德情操论》出版后,很受当时的学界欢迎.在1759年7月28日,休谟就曾写信给斯密说:“我和伯克很熟,他对于您的书深感兴趣.”“我跟詹宁斯不熟,但他在奥斯瓦德前很称赞这本书.”“约克先生,还有别的读过这本书的人,对此书都很感兴趣.”参见[英]欧内斯特·莫斯纳等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75~76页.

④ Richard B. Sher. Early Edition of Adam Smith's Books in Britain and Ireland,1759-1804. In Keith Tribe and Hiroshi Mizuta (eds.),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of Adam Smith, Pickering & Chatto, 2002,p.20.

⑤ [英]欧内斯特·莫斯纳等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256~257页.

⑥ [英]欧内斯特·莫斯纳等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261页.

⑦ [英]欧内斯特·莫斯纳等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386页.

① Adam Smth. Editor's introduc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Methuen & Co.Ltd.,ed. Edwin Cannan,1904. fifth edition. pp.12~22.

② Richard B.Sher. Early Edition of Adam Smith's Books in Britain and Ireland,1759-1804. pp.24~25.

③ E.A. Wrigley and R.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London: Edward, 1981, pp.576~588.

④ [英]欧内斯特·莫斯纳等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380页.

⑤ Adam Smith. "The Text and Apparatu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H.Campbell and A.S.Skinner.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1981, pp.6I~6.

⑥ John Rule. The laboring class in the early England, 1750-1850. New York: Longman inc.,1986, pp.118~119.

⑦ [英]约翰·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姚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71~672页.

① John Rule, The laboring class in the early England, 1750-1850. New York: Longman inc.,1986,p.111. ② [法]保尔·盲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8页.

③ [美]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陈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

④ Mark R.M.Towsey, Reading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Provincial Scotland, 1750-1820, Brill, 2010,

p.35.

⑤ [英]欧内斯特·莫斯纳等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253页.

⑥ Hume manuscripts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Edinburgh,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35mm, micrpfilm,4 reels.

⑦ [英]欧内斯特·莫斯纳等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259页.

⑧ Francis Place. Improvement of the working people: drunkenness, education. London: Charles fox,67, paternoster. 1834.p.5.

⑨ The Times,3 August 1787.

① [英]欧内斯特·莫斯纳等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253页.

② [英]欧内斯特·莫斯纳等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263页.

③ James Thomson Callender, John Callander,Deformities of Dr. Samuel Johnson: Selected from His Works,London: J.Stockdale,1782,p.89.

④ James Thomson Callender,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works of Dr Samuel Johnson,London: T. Cadell, 1783, p.28.

⑤ Gentleman's Magazine, Sep I778, pp.427~428.

⑥ Luis de Cam?觟ens,preface,The Lusiad: Or, the Discovery of India, Translated by William Julius Mickle, Jackson and Lister, 1798,

p.244.

① The Annual Register, 1776. pp.241~243

② Monthly Review, July I776, pp.16~27.

③ Thomas Pownall,A letter from Governor Pownall to Adam Smith. In E.C.Mossner and I.S Ross (Eds.),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appendix A, Indianapolis: Liberty found,I987, pp.338~375.

④ Thomas Pownall,A letter from Governor Pownall to Adam Smith., 356-7, 366-8.

⑤ [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248页.

⑥ [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252页.

⑦ Jeremy, Bentham. Defence of usury: showing the impolicy of the present legal restraints(I787) as reprinted in Correspondence, p.403.

⑧ Gentleman's Magazine, July I790, p.673.

① Samuel Romilly,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Samuel Romilly, 1840, p.403.

② The times. Aug 16, 1790. p.4.

③ European Magazine, August, I790, pp.202~203.

④ [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224~225页.

⑤ 在斯密生前的时期里,随着《国富论》的传播,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话语表达逐渐发生变化,《国富论》也开始对于当时英国的政治与经济政策产生影响.有关《国富论》对于当时英国政治与经济政策的影响的论述,可参见[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第220~227,271~279,280~285,294~302,316~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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