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传播在文化外交领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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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外交的途径包括4方面,即教育交流、艺术交流、倡议互动和大众传播等.其中书籍作为大众传播的一个方式,在互动性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如果解决好诸如翻译、受众分析和共享价值观方面的问题,将会使书籍传播在文化外交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书籍传播 文化外交 意义分析

郭威,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

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从地方文化外交视野下解读大学英语对象国教师团队建设研究”（GH-13001）研究成果.

国与国、洲与洲之间的文化关系要远远早于文化外交关系,且内涵比文化外交更加丰富,形式也更加多样.法国国际事务专家路易多洛（Louis Dollot）认为,文化外交的思想应源于文化关系的演变,而文化关系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文化交流.早期文化交流的主体多为商人和旅行家,这种交流的性质更多具有自发性和小规模特点,并不具备外交功能.因此,文化外交思想源于文化关系,但文化外交“高”于文化关系.所谓“高”,是指文化外交具有了文化关系所不具备的外交的功能,即外交具有主体、客体、执行者以及目标等基本元素在内.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文化外交更加突出政府作为行为主体在对外文化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早在古希腊和波斯王国时期就曾把文化作为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罗马帝国时期特别重视文化在对外扩张中的重要作用,强有力的文化联系成为维系罗马帝国统一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比比皆是.如在中国,唐朝高僧玄奘西游印度、明朝郑和下西洋等,都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1]如今,文化外交是现代外交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世界各国特别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早已把文化外交纳入国家总体外交之中.近几年,中国也已意识到文化外交的重要性,从各方面加强了文化外交的应用.

一、文化外交的传播内容及其途径

文化外交的传播途径包括教育交流项目、艺术交流项目、倡议互动项目和大众传播项目等.

教育交流项目是文化外交的主要形式.通过教育交流,可使一个国家的民众有机会去接触对方国家的教育,通过教育了解对方国家.法国出生的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Yo-Yo Ma）在参加美国首届白宫文化与外交会议时强调了教育对文化理解的重要性,他引用了一位塞内加尔学者的话：“最终我们会保护的仅仅是我们所爱的东西.我们所爱的东西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东西.而我们所理解的东西仅仅是我们所被教的东西.”[2]从中可以看出教育在人一生中所起的作用.

艺术和音乐在对外政策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超越了政治边界,共同的目标是感受人类共性并分享共同利益.历史中,艺术和音乐一直作为志同道合者的纽带.国家之间的文化外交包括对一种文化的思想、艺术、生活方式、文学、价值观、传统、信念、思维、体育和各种各样的文化实践的理解和赞赏.

倡议互动项目是以一国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机构所倡议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或项目,从而使实施者和参与者认识到了文化外交的重要作用,促进了文化外交的深入开展.如美国发起的倡议互动项目包括“文化保护大使基金”“伟大阅读：埃及/美国”“分享价值观倡议”“美国纪录片展示”等.

大众传播项目是文化外交的又一重要方式,它包括传统的广播电视、出版物、信息中心,还有最新的技术――互联网等等.大众传播项目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接触到普通民众,范围更广,影响更大.

无论何种途径,文化外交传播的内容主要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就文化外交实施最为广泛的美国而言,它所传播的是美国的清教文化与政治文化.就中国而言,文化外交中所传播的内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理念.文化是一国凝聚和激励国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一国文化力的建设须置于全球背景下加以考虑,因国际社会中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冲突与碰撞是如此直接、如此频繁,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关起国门增强文化力.一国如何在开发中积极促进国际沟通,加强同世界多样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又要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加强国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防止本土文化的变异,是每一个主权国家都要解决的复杂问题.[3]

二、书籍作为传播载体的意义

书籍作为文化外交四个主要传播途径之一――大众传播的一种方式,是文化外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美国在其他国家所建立的图书馆,一直以来在文化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特色是拥有各种各样的介绍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书籍.[4]图书馆通过各种形式,以书籍为媒介和当地的公众进行文化的互动.在图书馆里可找到美国的顶尖杂志和经典著作,涉及文学、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在那里可更好地了解美国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于1951年1月12日送往国务院的文件中可看到书籍的重要作用.文件陈述：大使馆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修建新的图书馆以传播美国的顶尖杂志和书籍,如《时代周刊》（Time）、《生活》（Life）、《新闻周刊》（Newsweek）和《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及各领域的经典著作.美国努力通过教育材料培养亲美国的价值观,这种努力应延续到新的千年中.[5]的确,书籍在文化外交中的意义不容忽视.

首先是书籍的互动性.互动的具体运行需传播者与受众进行共同的生活体验.根据传播学理论,受众可通过多种方式获取信息,因此也会形成多元的解读系统.但如果传播者和受众拥有相似的生活体验及共同的知识结构、语境思维和构建文本意义的习惯,这样传播者与受众就会形成一种共同的意义建构体系.文化外交的一个最大特点即具有互动性,它是双向对话交流的,包括讲述和倾听两个方面.对话作为公共关系的理论方法而被概念化首先出现在皮尔森（Pearson）的著作中,他认为道德的公共关系是基于对话系统,而不是独角戏政策.[6]对话概念在公共关系中的深入发展是由博坦（Botan）进行的,他认为对话“把公众在对话中交流的地位提升到与组织相对等的地位”.[7]对话关系具有这样的特质：“相互性、开诚布公、直接的、诚实的、自发性、坦率的、没有虚伪、非操纵性的意图、沟通性,以及对彼此的责任感.”[8]约翰尼森（Johannesen）进一步指出“对话的最本质特质是友善的转向并接触对方.对话的一个基本元素是‘看见对方’或‘经历对方’”.[9]换言之,对话是在实施过程中接触到另一方,其基础是完全自愿加入.布伯（Buber）认为对话交流要求真实、移情认同、无条件积极对待、致意、平等互利的精神,以及对沟通环境的支持.[10]文化外交中对对话的强调指出,参与者要公开诚实地进行相互交流,不应感觉到一方被另一方评价.对话的空间助长了自由表达、寻求相互理解,并避免了价值判断.[11]不要告诉国外公众你的国家和价值观,有时提供一种被别的国家珍视的服务会更巧妙.书籍作为一种交流的途径,通过图书结构、视觉元素、材料、内容等等构建出以行为、感官、情感互动等为主的互动性,从而达到有效的价值传播,震撼他人的心灵. 其次是书籍的跨文化交流指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他们的这些不同足以改变交流事件.[12]跨文化交流又被称作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简单来说,跨文化交流包括三种具体的形式,即人种间交流、民族间交流和群体文化间交流.其中人种间交流指来自不同种族人们之间交流信息的行为,民族间交流指同一人种之间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流,群体文化间交流指具有两个以上的文化经历的成员之间的交流,他们的经历可能会对交流过程产生影响.[13]跨文化交流的目标是探寻共同价值观.不同人种、不同民族和不同群体间拥有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这也造成了其价值观的差异.通俗地说,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所谓价值观体系是指对诸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在心中的主次、轻重的排列次序.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是决定人行为的心理基础.[14]美国学者认为：“价值观是关于真善美的共识,它包含于文化模式之中,通过与自然和社会的互动来指导社会.”[15]而文化外交是一个跨外交学、文化人类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新型研究领域.[16]通过教育交流、艺术交流、倡议互动、大众传播4方面的实践来达到寻求共同价值观,从而实现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二重目标,并最终促进国际合作、达到世界和谐发展.可以说,文化外交作为国家间的交往行为和交流活动,也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形式,但它兼具政治性因素.在当前全球化社会中,文化的作用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凸显.通过经典书籍的阅读,更好地实现探寻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目标,使拥有不同价值观理念的国家能够进行交流,对共同目标产生认同,从而促进国际合作,达到世界和谐发展,减少冲突与战争.

如由原主任赵启正与美国著名宗教领袖帕罗共同完成的《江边对话》.该书指出了文化差异的本质,受到了中外领袖和学者的交口称赞.首先,得到了广泛传播,起到了互动作用.帕罗是美国宗教界福音派领袖,在100个国家布道,听众超过百万.在传播学中,他是意见领袖,作用非常大.《江边对话》用外文出版,影响面是世界范围的.其次,谈及的主题是跨文化交流中的核心问题.该书以两位作者对话的方式进行了记载.跨文化交流的前提是交流双方须持有平等和真诚的态度.两位作者正是以这种态度,进行了有效的跨文化交流.《江边对话》是中美方文化对话的成功案例,有助于美国民众了解中国文化.

三、书籍传播在中国文化外交中的问题及其前景

首先是翻译问题.如何使图书发挥更大的跨文化交流作用,从而实现文化外交的目标,翻译是一个关键且棘手的问题.每年有大量的英文图书被翻译成中文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而中国的图书被翻译成英文从而出口到国外的数量相对甚少.原因之一就在于高质量的汉译英翻译人才的缺乏.这一团队不仅扮演着翻译人才的角色,还扮演着文化外交的实施者的角色.如何加强这一队伍建设,是应该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

此外,中华核心价值观的确定和准确翻译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这就涉及跨文化交流中汉译英的“异化”和“归化”应用问题.所谓异化,指采取以中华文化中心主义的态度,使英语文本符合汉语的文化价值,把源语言（汉语）的原意带入目标语言（英语）文化中,如京剧译为jingju、馒头译为mantou.所谓归化,指采取英语文化中心主义的态度,使英语文本符合英语的文化价值,不把源语言汉语的原意带入目标语言英语文化中,如京剧译为Peking Opera、馒头译为steamed bread.[17]书籍翻译是一项有战略作用的文化交流活动.如何在翻译过程中既有保存中华文化原本的语言习惯,又保证翻译后的英文英美人看来不反感,还能真实了解中国的文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受众分析.1948年,拉斯韦尔提出了5W传播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播学的5种分析,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国外受众由于生长环境、教育、风俗、语言、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在道德标准、价值观念、政治立场上与国内受众存在很大差异.因此,须因时、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和技巧.[18]根据对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的关注程度以及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可把公众分为4个层次：普通公众、专注问题的公众、舆论精英和舆论领袖.以美国为例,有专家将中国文化对其传播划分成三个重点受众市场――精英阶层、普通民众、青年一代.因此书籍的传播就须针对不同的阶层有所侧重.孔子学院自2004年开办以来,截至2011年8月,已有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分布在104个国家或地区.[19]这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已成为这些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平台,成为外加强联系、促进相互理解的桥梁.他们所面对的学生群体大部分属于普通民众和青年一代,且以青年一代居多,这就需要在编辑的中文教科书时,充分考虑这些群体的认知能力,从而能够使他们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及其价值观.

最后是共享价值观问题.在价值观中,一类是共享的,一类是不共享的.在对外传播中,一定要找出我们本土的共享价值观,这样才能弘扬中华文化.从理论上讲,当今“仁”“恕”“和”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加上现代诠释,可作为中国国际话语中的核心价值观.面对多元文化,文化价值观的取向至关重要.目前世界上有三种取向最为普遍.第一种是文化中心主义.西方的“统治性”文化中心主义,发展中国家的“抵制性”文化中心主义都是不正确的.第二种是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无高下优劣之分,各种文化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它对于文化中心论是很大的进步,却忽视了客观性、绝对性和同时性,又具有片面性.第三种是普世论,即认为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并非只是西方价值观.这一取向往往被某些人用来掩盖其西方中心主义,因而引起相当的争议.国际文化关系学学者俞新天研究员强调了提倡第四种即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各种文化都有贡献优秀价值观的潜力,只不过西方先行一步,完成了从现代化提炼到世界性传播的过程.其他文化也能通过这一途径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只有在认识和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创造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境界.[20]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使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当我们把犹太人、希腊人、基督徒、日本人这样一组文字排列在一起时,人们的第一念头就是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而不是从地理的角度加以区分.这就是人们的“历史敏感”和“文化敏感”,同时,也是文化塑造力量的巨大辐射作用.[21]书籍的语言是不同的,但从所涵盖的内容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却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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