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的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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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临近2007年岁尾,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携手,在深圳开了一个“三十而立：中国传播学之未来”的学术圆桌会议,就中国传播学的历史、现状及其 未来,邀请一批学者说短论长,互为切磋.由于事先准备充分,圆桌讨论气氛热烈收获丰丰.其 中有拍案而起,有娓娓道来；有辩驳相争,也不乏会心一笑,不过所有与会者对于中国传播学进 一步提高发展之殷切期待与拳拳之心,却是一致的.也正是应了这样的一种愿望和追求,学者们 才会暂时搁置自己手头的要务,从四面八方急急赶到深圳,齐齐聚集一起,畅所己见,奉献智慧 和思想,谁能说这不是我国传播学未来兴旺的基础和标志?

为了不埋没与会学者的心血,同时也为了能够促动对于中国传播学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经 与《新闻大学》编辑部商量,从2008年第一期开始,开辟“三十而立：中国传播学未来”之笔谈, 陆续编发一些学者的稿子,还请大家留意.

当然,犹如圆桌讨论意见纷呈一样,这些笔谈也都是一家之言,不必都同意.学术讨论不 求整齐划一,更不可能有雷鸣般的掌声,惟不能缺的是思考与反省.所以,假若这些笔谈能触发 灵机,鼓荡思绪,使得更多人按耐不住披挂上阵,参与到这个笔谈中来,则正是我们所求之不得 的.

很感谢《新闻大学》,去年组织了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状况的讨论,今年又为这个笔谈慷慨 提供版面,这种为推动学术不遗馀力之举,必定能为同仁们铭感在心.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中国大陆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算传统上认为是属于意识形态敏感领域的新闻传播学,事实上也产生了颇大的变化,最明显不过的是相关教研机构的飞快发展.单是新闻与传播的专业 点,已从1980年代初的十数个跳升至2006年的661个[2].学刊论文发表量更是惊人,由1979年的358篇猛增到2006年21410篇[3],而新闻与传播的书籍也充斥市场,跟以前无书可看的局面不可同 日而语.研究社群的主体教授及研究生均大幅增长,据学界人士估计,2005年老师队伍约有1万 多人,而在校研究生也数以千计.

从上述数字来看,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无疑十分兴旺发达,使人雀跃,但从研究的质量观之, 反差却是极大.所谓质量,可以有不同的指标,我这里主要是指研究对传播理论贡献的大小.对 我们分析、解析和预测传播与社会关系愈是有效的概念、学说和系统知识,其理论意义愈大.这 里所说的理论是跟现实有所呼应和对话的,不是指脱离实际的空谈、理想国的想象,或是政策的演绎.

我写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探讨如何可以促使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有更大、更快的发展.不 过,在提出建议之前,首先要考察一下现状.我对中国传播研究的评价一方面是源于个人长期的 观察,包括历年的阅读、评点、审稿和研究院教学的经验,同时也是与国内外学者就中国研究情 况交换意见的结果.有人或许认为我的评价过于苛刻,忽略了一些出类拔萃的成果,不过,我这 里要论及的是大多数的情况,焦点不在于少数杰出的研究.

传播研究现状评估

在进入问题之前,也许值得我们简单概括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一些进展.约略言之,有下 列几方面：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引进和译介亦开始颇具规 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 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但此中亦有不少缺陷,而这些 缺陷正是本文要强调的.

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盛行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缺乏规范差不多是国内外学者的共识.格式的规范和方法的规范近年虽 然已有好转,但是离理想的境地仍有显着的差距.不少研究是以政策的诠释为关注焦点,这种研 究往往因形势或需要的改变而转向,三数年前盛极一时的热门题目,忽而无人问津,正是绝佳的 写照.与此等注脚式研究相辉映的是论文评论化的倾向.所谓评论化是指就一现象提出个人的意 见,从形式到内容更像感言或杂文,亦即是国内学者所指的“拍脑袋”式的文章.与政策研究同 样引人注目的是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这些报告在西方是咨询公司 为顾客所作的报告,不被列入学术的范畴.无论是政策研究或是业务的咨询报告,里面都有不少 可观的资料,但是如何把它们提炼为理论研究则有待研究者努力.近年有些学者喜欢套用外来理 论分析中国现象,有些是从抽象到抽象,不知所指,有些则牵强附会,对现实强行分析.无论是 上述哪一类型的研究,缺乏思想独立性是它们的共通点.试问缺乏独立思考的研究如何能够称为 学术,如何能够累积成为知识体系?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播研究近年较大的改进是对资料的重 视,实证意识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可惜的是,不少论文仍然停留在资料陈述的层次,方法不够严 谨,更缺乏理论的探讨.综合而言,充斥坊间较多是资料性的研究、失范之作和低水平的高度重复性研究.至于个中原因,则是由于传播研究的师生众多,有发表论文的体制性压力,而且奖惩 制度重量不重质,学刊本身对研究质量的划分标准也模糊不清,学界对失范现象习而为常.

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

研究生是师资的来源,也是研究的生力军,任何能够提高他们素质的方法就是促使传播研究 大步向前的方法.过去好一些年,我有幸接触过不少大陆研究生,他们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好学和 有很强的上进心,有一些更是相当聪明.从他们的研究观之,他们如今对资料比较重视,掌握不 少实际的情况.不过,正如上面所言,这些研究是描述居多,在研究方法上也多欠周详,缺乏总 体的说服力,离理论创新还有好一段差距.研究生的状态反映出师资、课程和训练的不足,如要 较快提升研究生的质素,必须大幅提升训练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事实上,不少到香港和海外念 研究生的大陆同学,纵使是国内一流的学生,都要花上好一段日子才能适应新的课程要求,这当 中除了语言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困难外,更严重的是学术取向差异所产生的问题.经过努力,不 少同学不但适应下来,还发展得不错,这说明师资、课程和训练的关键作用.总的来说,大陆同 学聪明有余,但是训练不足,提升训练水平是改变现状的必由之路.

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

中国大陆的学术发展有规划的传统,加上如今资源较为充裕,有关部门可以调动资源,实行对一些问题的攻坚式安排,试图在不同领域作出突破性研究.如果主事者和研究者皆是有识 之士,有效运用资源,这未尝不是快速提升学术水平的良好机制.不过,从结果来看,实际效用 跟预期尚有不小差距.为什么会如此?这或许是由于好一些学者杂务太多,没能专注做好研究, 又或者知识准备不足,缺乏理论问题意识.有时,这些攻坚项目因人员与资源的错配及其它各种 原因而导致资源浪费,无法产生具有标志性或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攻坚项目尚且如此,能成为典 范的一般研究更属罕有.无论是攻坚或是一般研究,基本需要的无非是独立思考、强烈的理论问 题意识、相应的解答方法和锲而不舍的专注力.有了这些,标志性研究才有可能产生.

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

在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传统中,学科的门户森严、边界僵化,而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也不例 外,相关学科的观念甚为狭窄,对跨学科的想象空间相当微小.但是,新闻传播学的起源及本质 上是跨学科的,狭窄的取向无疑为学科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设置了人为障碍.跟学科内在封闭性 一脉相承的是学科对全球学术发展缺乏真诚的兴趣,这从重要院校图书馆到目前仍然未能有系统 及大量购存海外传播书刊的事实中可见一斑.研究生的研究报告反映出他们与全球学术有一定的 对话,但多是浅尝即止,或是聊备一格,装饰的效用大于实质.西方的学术不一定高超到哪里, 但别人的成就至少可以是我们起步和赶超的参考根据.

概括言之,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的队伍庞大,教研机构发展迅速,但是研究多不符合研究逻 辑的规范,甚至未能摆脱唯上主义,仍然以套语及感言代替独立观点和资料,或沉湎于业界具体 营运问题而不能自拔,或生硬套用外来抽象理论,又或以粗糙的实证方法进行调查,只作资料铺 陈,堆砌数字,对理论诉求不大闻问.不少研究论文论着的学理性思考不足,缺乏学术独立思 考的精神,陷于意识形态自我审查的无奈,满足于在新闻传播学的所谓“一级学科”内的学术繁 衍,缺少多学科的学术视野.结果,在盲目追逐成果的数量、篇幅、规模等统计值的大潮下,研 究质量被忽略,大量的论文是低质量的高度重复,鲜有创新典范之作,在开放改革三十年后,仍 然未能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上述对新闻与传播研究的总体评价,也侧面反映在新闻与传播学刊在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中远远落后于其它学刊的事实.[4]如何可以以较快 的速度改变当前的困局,使中国传播研究登上一个新的台阶,是我们面对的问题.

以改革提升研究的建议

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 的改革.研究生是师资的来源和研究社群的生力军,其素质的高低决定未来是否有希望.课程和 招生办法的改革就是为了提高研究生素质而提出的.提高研究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也牵涉到研 究体系的奖惩和资源分配制度等多方面的配合,是以我的建议也包括研究体制的改革.

课程和招生的改革

现存研究生的招生和训练强调师徒制,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并不适合较大规模的学生训 练和变速较快的学科需求.相对之下,以修课为基础,辅以指导老师的制度更切合当前的需要. 课程的设计要合乎知识结构所需,任教的老师最好是通晓该学科的专家,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取 其所长,为毕业论文和以后发展打下良好的知识基础.与师徒制相配合的招生办法十分个人化, 容易产生门户之见、偏爱、甚至腐败.传播学专业研究生的招生考试还应做多方面的改革考虑, 将真正有研究潜力的年轻才俊甄选进来.如果招生由院系的入学委员会集体负责审核,让学生入 学后才按师生的相互意愿定出指导老师,这样便更能起到招生择优取录的原意,同时让同学找到 真正适合的指导老师.

至于博导的资格,也应该向年轻学者开放.现在有些博导的知识已经老化,脱离学生所思所学,出现颇为严重的“学术代沟”.事实上,年轻学者所受的训练是属于前沿的,加上思想活 跃,完全有能力出任博士指导老师,如果因为传统而剥夺他们充当博导的机会,无论是对他们或 是学生都是不公平的.在北美的重要大学,只要师生有共同意愿,有博士学位的老师皆可以成为 指导老师.开放博导的资格,除了可以促进学生和年轻教授教学相长外,也能加快学术界的新陈 代谢,对传播研究的大局有莫大的裨益.至于原来意义上作为晋升资历的“博士生导师”称号, 似可以“讲座教授”、“资深教授”等名义更替,维护既往的人力资源秩序.如果指导力量有 限,可以增加第二导师、第三导师,导师组的建立可以弥补个人力量的不足,便于给研究生提供 充分的培养.

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课程包括什么呢?不同的专修或有不同的侧重,但是大体上离不开下 面几个方面：实证传播理论、批判传播理论、量化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方法、统计学、国际传播（全球与比较传播）.以上可以看成是博士生的核心必修科,硕士课程可以相应减少.其中,方 法类课程诸多院系通常只由一人开设笼统的传播研究方法课程,课时也大多只有一学期,这是难 以完成的教学任务.通行的做法应该是一分为三,将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统计学区分,这样才 能完成基本的方法训练.对某些在本院系由于师资不足、偏废而暂时无力开出的核心课程,可借 用外院系及海外的师资解决,嗣后再徐图良策.除了核心课程外,学生可以选修一些跟他们专修 和兴趣有关的课程,譬如广告学、公关学、政治传播、电视学、文化研究、新媒体等.选修课程 也应该是向其它学科开放的,其中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只有向外开放,真 正跨学科的研究才有可能.为了保证训练的质量,可以要求学生通过传播理论、研究方法和专修 方向三方面的综合考试.只有完全通过综合考试的学生才能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这些资格考 试所考的内容虽然是以相关科目为根据,但更强调的是学生的比较、批判和综合的能力.

要落实课程改革,除了科目的设定以外,教材的设计,以至如何教都有可以再思考的地方. 由于研究的发展快速,海外大学博士班的教材较少采用固定教科书,而多由老师按需要搜集各方 主要论文、书章和书本组成教材 .教材方面既有综合性的,也有具体研究的原著.港台老师在 设定教材方面的经验或许可以借鉴.他们一方面要引进世界在某一课程的新知及经典知识,同时 也要配置适量的华文社会教材,增强教材对同学的相关性.无论是识见或是经验,他们的课程设 计应有可资参考的地方.比如,在香港有学者专门为博士生开课,研读与传播研究有关的重要社 会学理论,拓展同学的理论视野,以实际方法促进跨学科研究.有系统的参考一下海外的相关教 材,再跟相关老师交流一下,不难订立既走在研究前沿又符合中国大陆所需的教材.

研究所是培养独立思考和自主精神的地方,师生之间除了传受关系以外,互相促进也非常重 要,所以上课的方式适宜包含研讨的元素.现在大陆同学有过分依赖指导老师的倾向,不利于自 我培养和思想意识的创新,引进研讨应该可以增加师生的交流和培养学生自我探索的精神.不同 的科目可能需要不同的教学方式和侧重.比如方法课,如果同学有机会把所学的加以运用,从中 取得老师的反馈,换回来的只可能是自信和满足,对有关研究逻辑只会有更好的领会.总之,上 课的方式或有不同,但是研究院的课程更侧重启发和互动则是无可置疑的.

研究体制的配合

研究体制的变革不但与现任老师的研究活动息息相关,跟博士生未来的发展也有莫大的关 系.前面说过,改革属于系统工程,课程和招生改革必须有研究体制改革的配合才可以成功.现 在的老师为了创收、参与行政、接受业界咨询、开会和交际应酬等活动,忙得不可开交,能静下 心来认真做研究的甚为罕有.结果,写论文往往是急就章,采取应付主义.如何保障老师有足够 的研究时间,让他们安心作学问,不用为了生计和其它无谓的事情而不务正业,这是刻不容缓的 事情.不少年轻而有潜力的老师往往都要在“重点培养”的名义下参与大量的行政工作,错过了研究的黄金时期.事实上,行政主要是领导和全职职员的责任,年轻学者应该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行政的跑腿.相反,年轻老师应该得到院系的大力支持,提供他们到海外进修的机会,经受最 先进的训练,或是创造条件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专心从事重点研究.

现在评价老师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量”取胜,凡事以字数、篇数和本数来算,至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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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现有所谓“质”的指标――核心期刊的划分,本身存在很大问题.就算被认为 最具影响的CSSCI学术期刊榜名录中,仍有很多水准不一的情况,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国内学术 期刊中更有相当部分属于媒体、媒体协会等非学术组织主办,其优势只在于“贴近实践、面对现实”、提供“权威性数据”和呈现“新闻媒体的走势”.[5]至于其学术水平,实在是有限.事实 上,学术期刊榜内部良莠不齐已扰乱了学术界的认同标准,其指向性谬误影响甚为深远.例如, 有些学刊连论文必要的学术基本要素,包括文献综述、引文注释、研究设计和方法说明等都没有 要求.不少期刊还规定每篇论文通常只允许三五千字空间或稍多.试问,学术界如何能以这种失 范及几近随意的载体当作严肃的学术期刊?此外,不少国内期刊连基本的匿名评审制度也无法贯 彻,是以“人情稿”、“关系稿”、“金钱稿”大行其道.当研究质量界线模糊不清的时候,一 些海外声誉卓著的学刊反而只能算作“一般期刊”,而国内一些质量平庸的期刊倒是被认定为 “核心期刊”,形成了优劣倒挂的不合理现象.由于有些研究生被硬性规定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才能毕业,他们也受到上述流风恶劣的影响,论文的发表演变成走过场的形式,不少以超短文 章滥竽充数,甚至有学生要出钱买篇幅才能成事,当中的反教育意义莫过于此.

要打破低质量的重复和循环,首先必须否定上述注脚式、咨询式和感言式等类型的文章,不承认其为正式的学术研究.[6]其次是强调论文的质量,只有质量达到特定门槛者才应获得承认和 奖励.至于质量的指标,可由研究者社群按循序渐进原则制定.同样道理,学刊的质量地位也要 依实际的情况划分,而学刊本身的更新建设－像匿名审稿及以质量为发稿原则的确立等－更 应看作是研究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理论研究的学术界在考评时,应将一般或业界的刊 物与发表学术报告的严肃学术刊物相区分.

如果能够充分强调研究的质量,老师精力的投放自然会有所调整,具创新性的典范之作才 会有较大的机会出现.年轻老师一出道就要面临研究量与质的选择,如何缓解现实以量逼人的压 力,为他们创造比较合理的要求,这是资深教授要为年轻一代多所设想的问题.当然,我强调质 的重要是为了纠正目前过于倾向数量的弊端,并不代表量不重要,最终应是“质”与“量”并 重.不过,我说的“量”是以“质”为基础的.

中国现在的研究经费无疑比以前充裕,但是经费的分配也有过分集中之嫌,能够享受国家 资助的大概就是那么几所大学和有数的个人,年轻学者往往只能望门兴叹.现在各级的拨款机制 要大力提高透明度,避免利益冲突,应多借助专业第三者较为客观的评价,切忌把少数专家看作 万能学者,要求他们在一个会议上拍板定论.只有这样,拨款才会更为公平,具有创意的研究计 划而非一般的“大路货”才有机会突围而出,有能力的研究者才会获得奖励.对院系或学校内部 的委托项目,在投标决选时,切实采用科学论证、教授委员会匿名,鼓励一切以学术品质为 本,不以声望和资历为马首之瞻,避免马太效应.对于出道不久的年轻学者,教育部以至院校都 应该实行扶助政策,设法满足他们启动研究和持续发展的需求.

中国的研究体制向来重视重点投入和攻坚,这对于加快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学科发展本来是个 很好的办法.但是实行下来,成果跟投入却不相称,带有创新性的典范研究仍然十分罕见.为什 么会如此呢?是否资源太集中,主事者忙不过来?或是主事者的知识能力有所不足?又或是资源没能使用在实处,造成浪费?总之,若要攻坚设计产生效用,必须解决人员合理配置和资源合理分配的问题.

结语：行动重于一切

综合起来,我的操作性建议有十一条：

●减轻研究所师徒制的个人色彩和门户之见,入学后强化必修和选修课程,务使学生拥有 现代传播研究必需的知识结构.

●集中师资优势,借助院系内外和国内外力量,为课程提供最先进的师资,设计最佳教 材,使研究生得到最前沿的训练.

●开设理论、方法和专修的博士综合考试,获得通过才赋予博士候选人资格.

●实行集体招生,招生时增加学术水平的筛选机制,入学后才按师生双方意愿定出导师.

●向年轻学者开放博导资格；增设导师组制度.

●奖惩制度应提高评核研究成果的水准,设定基本要求,不承认低质量不入流的研究,在 讲求“质”的基础上追求“质”与“量”并重.

●提高各层次研究拨款机制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使分配跟研究者的能力和知识有更密切的 联系.

●将创收活动尽量“外判”或取消,减少与教研无关的活动,创造老师专心研究的环境.

●设立机制为年轻学者提供研究经费和机会,让他们起步和持续发展.保护年轻而有潜质 的老师,避免以行政消耗他们研究的机会；尽可能多的帮助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把诸多大学已 有的分配到人头的“研究生培养经费”切实的用到学生身上.

●落实跟世界学术的对话,派年轻老师到海外长期进修,资助他们参加国际会议,大量、 长期及有系统购置海外传播书籍及学刊.

●正视学术期刊的良莠不齐,对鱼目混珠者采取抵制及不承认的政策,对质量优秀者则加以 承认及推崇,督促学刊真正实行匿名审稿制度及出版要依规范和质量原则发稿的基本要求.

上面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或多或少在不同的院校已经进行,现在集中提出来是希望提高自觉意 识,引发讨论和促进行动.至于个别分析和对策是否合适,也许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建议的 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中国的传播研究能更快更好的发展,使中国传播能早日与世界学术实 行平等和真实的对话.

任何改革的成功都需要适当条件的配合.以上建议主要是针对研究型的大学而发的,一时之 间未必适用于以教学为主的院校.不少研究型的大学都有相当不错的资源,师资人数众多,其中 有资深教授、有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有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院校跟海外学者也有频繁交往和合 作关系.倘若拥有这些资源,只要领导有向上求进的决心,通过商议,上下呼应,达致共识,集 中资源,实行上述改革是完全有可能的.任何改革必然触及利益格局和权力分配,但是由于国家 开放改革已累积不少经验,可舒缓矛盾的资源也比以前丰富,加上师生有较为强烈的改革要求, 改革将遇到的困难应是可以克服的.

中国传播学历经了几近三十年的发展演变,从八十年代初的战战兢兢到今天的顾盼自豪,其 间,一代一代的资深学者的筚路蓝缕之功,人所共知,不可抹杀.但是,今天的国际及国内的学 术环境莫不向我们提出更大的要求和挑战,而我们作为老师都要承担学术发展薪火传继而一代胜 于一代的职责,当积极促使上述改革早日实现.我们动不动要说使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研究起飞, 又说要跟全球学术平等对话,但是如果我们永远停留在口号式的“言志”阶段,不切实的从一点一滴的改革做起,再过三十年我们大概又会被迫再“言志”一番.我们今天需要的是行动.

我相信,一旦有大学领先改革,成绩就会在老师和研究生的水平中反映出来,届时,在院 校强烈竞争的催动下,彼此很有可能就会争相仿效,今天的改革就会成为明天的常规.现在要看 的是谁能早着先鞭,达致突破,起到示范作用.新闻与传播研究在香港得风气之先,经过不断的 教育与研究变革,其规模虽然无法跟中国大陆比拟,但是研究的质量及其活跃程度,以至在全球 学术的地位,还是受到承认和注目的.香港好比一个试验场,它的经验,以至其它地区的先进经 验,皆值得中国大陆传播研究再出发时参考.

注释：

[1]本文是根据“三十而立：中国传播研究之未来”学术圆桌会议的讲稿改写而成.在改写过程中,除了从圆桌会议参与者的议论中获 益外,更得益于数位国内外学者就草稿而提的具体意见,在此谨表深切谢意.

[2]据方汉奇：《新闻史的奇情壮彩》,页290（华文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1983年5月前有14个.又根据《中国青年报》网页 (.省略/Html/2007819270-1.Html),2006年中国大陆有460多所

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

[3]统计数字源自张国良教授在CAC-ICA会议上的主题发言（北京,2007年10月20－21日）.

[4]关于这种差距的探讨,详见杜骏飞,“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期刊学术水平与排名分析：基于CSSCI的次级研究”,载《中国传媒报 告》,2007年第1期.

[5]李良荣,“审视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载《新闻记者》,2003年第3期.

[6]不承认这些文章为学术论文,不等于说它们没有存在的社会意义.事实上,中国的国情需要学者、业界和官员等积极公开议论传现 象,以至传播发展的方向、政策和实际的问题.不过,这方面的写作应该被视为社会服务,不应算作学术贡献,两者不可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