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性格与革命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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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之间,革命的政治文化与农民的心理定势、深层政治意识的磨合,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多维画卷.阶级斗争学说作为一种“新科学”,在中国不但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和实践路径,而且对于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度,走了一条民俗化、简略化的路线,从而减弱了国民走上革命的复杂性与内在紧张感.可以说,正是中国人注重与民情、民性的结合,才使得革命得以传播开来.

一、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1]

土地革命时期文件中有言：“中国的农民等你不给他指明那里有面包,他是不会跟着你走的.”[2]农民奉行的是一种“极小极大”[3]策略,即是以最小的风险争取最大程度地对环境的控制.单纯从这个角度上说,农民决不亚于最精明的商人.但是长年以来与土地之间博弈的生存环境,农民从事农业,就是为了要每年从一样的土地得到一样的东西,而且农业的技术和经营,根本是依照祖传下来的方法.从这一角度上说,从事于农业的人,对商业所带来的风险又有一种天然的排斥,自然不能不是一个遵从传统和秩序的群体.要是无视了传统,那么农业生产就难以进行,而守着旧规去做,或多或少还是有所收获的,所以农民对于新种子、新植物、新技术等新的尝试,具有一种习惯性的冷淡与反感.这种对一切新事物的拒绝与排斥,当是一个国家里面最保守的要素,总是不屈不挠地守护着、固执着旧的东西.还有,他们深信财产的重要.这似乎都是革命思想的天然反对者.[4]

正如当时所报导的：“乡里人知道什么呢?有吃,有穿,能够安静地活下来,便是天老爷的保佑啊!”[5]

但笔者认为,只要引导“得法”,农民性中至少有两种“因子”与革命息息相关：一是“利益满足的不可迟缓性”背后饮鸩止渴的冲动与“到了黄河也不死心”的“冥顽”,这就在一定程度可以成为暴力革命的肇因；二是生活经验与现实感受所致的对安全感和可预测性的渴求,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忠诚、盲从与对权威的信奉,无疑加速了革命的传播.对于农民的这种特性和革命党人的应对,列宁说：“我们清楚地知道,农民像在地里生了根似地生活着：他们惧怕新事物,他们顽固守旧.我们知道,农民只有用自己的头脑了解到和意识到某项办法的好处,才会相信那项办法好.因此,我们帮助他们分地,虽然我们明知这不是出路.”[6]

因为农民一直以来都生活在最低的生存线上,任何的“微风细浪”对农民来说也许都是灭顶之灾.农民的“利益满足的不可迟缓性”也正是由这个决定的,农民对变革充满怀疑,因为他们意识到那些所谓进步可能把他们带入比现在还糟糕的地步.对这些挣扎在生存边缘上的农民来讲,这是种无法承受的风险.农民要的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具体的感受,闽西龙岩后田村的陈老太的歌中是这样唱的：“耕田证啊放那边?放在铁盒怕锈斑,放在梳奁怕老鼠,放在米瓮怕虫钻!”[7]

这就是农民,这也是扎根泥土的农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本色》一文中说：“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8]长期以来与土地的博弈,生存环境的恶劣而形成的低下志向和宿命论,使得农民不能延迟满足.而向上社会流动需要能够为长远的利益而推迟眼前利益的满足,正像特权阶级把农民固定在目前的地位一样,农民自己的价值体系也使农民被限制在贫困和短视中.

占有土地的强烈愿望也完全是基于安全考虑,在农民眼中,留给后代最好的东西莫过于土地,钱是会花完的,而土地是踏实而又持久的“养命之根”.对此赣南老红军罗贵波回忆当年苏区土地改革时说：

分到土地的农民手里捧着印有鲜红大印的土地证,眼睛全涌出了泪花.土地是农民命根子,有了土地就不会饿肚子.我记得在南雄的那几天,看见一个老人,一天不知要往地里跑多少趟.他虽然目不识丁,但却在地头上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那块写有他名字的牌子,用自己的袖子不断揩拭着牌子上的浮土,从地上抓起泥土,不停地在手里搓弄,不住地用鼻子闻着等他仰望天空情不自禁地喊着：“这是我的土地呀!”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情景至今不能使我忘怀.[9]

1930年2月在吉安陂头召开的二七会议,主要精神就是“一要平分、二要快”.苏区的土地改革、查田运动等能够极大地带动扩红、筹款、发售公债等革命运动的开展,关键也是其“迎合”了农民的这种需求.1933年6月5日的《国闻周报》是第一手的批评性史料,点明了此种经济活动的政治性质：“赤区土地问题的基本意义却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是一种手段而非一种目的.赤党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夺取群众、欺骗群众的号召口号,使一般头脑简单的农民群众迷小利的诱惑,供其驱使、供其利用.而遂达其政治上的.”[10]

苏区民众对于“革命”的理解是千奇百怪,但很大程度上是其“利益满足的不可迟缓性”的反映.“红军在我们心目中是如此神秘!等人们心里可晴了天了,常常聚在一起眉飞色舞地悄悄讨论.有人说,我要红军给我报大仇.有的说,红军来了,我要夺回杨阎王霸去的那二亩地.有的光棍汉说,红军能给我娶个婆姨缝衣服做饭就好了.”[11]当时的报纸也较为精辟地点评了农民的这种不可迟缓性的满足：

据江西省东固吉安一带难民的口述,则一班打红旗、裹红布的,他们绝对大多数不知道马克思或列宁的.他们亦不明白什么是阶级斗争,简简单单,他们是“穷人造反”.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的人,裹一块红布,跟着一伙人找衣食罢了.在政府看起来,百姓有良民与的分别.在他们看起来,今日的百姓,富的逃难,穷的逃荒.裹红布有饭吃,有屋住,有衣穿,就裹红布；裹白布有饭吃,有屋住,有衣穿,就裹白布.此中只有穷的问题,绝对谈不上信仰,更谈不上主义.所以一班穷的农夫农妇,今日良民,明日,后日又良民.[12]

这就是“革命”鼓舞下的农民.当时苏区的宣传标语如此写道：“每个穷人应该加入”,“加入好打路条”,“加入有介绍信,无论到那里都有饭吃”,“加入有错误处分轻些.”[13]其中“迎合”民众日常生活生存需要的口吻跃然“墙”上.在扩红动员中,宣传员就会说：“少共国际师伙食只吃一角五,工人师吃一角八,还有草鞋手中发,你们去当工人师的红军好咧!”[14]福建南阳区苏维埃政府为了动员妇女起来革命,则出布告：妇女一律剪发,若不剪发田地都没收.[15]在江西苏维埃运动的后期,红军兵源碰到了极大困难,国军封锁后,盐成了奇缺品,苏维埃政府提出了“谁当红军谁就有便宜盐吃”[16]的口号.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农民参与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是农民在革命组织提供的利益刺激下为解决某些个人需求和农村社会问题而做出的尝试.农民“利益满足的不可迟缓性”与寻找革命基础的急迫性相互呼应,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必然. 这种方式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也得到“复制”.彭德怀在抗战时对斯诺说：“因为人民群众只对他们生活问题的实际解决感兴趣,所以只有立即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才有可能发展游击战.”[17]作为革命者的人用全部心思去感受草根的声音,去倾听那虽然微弱但是为数甚多的声音,他们只有三两句简单却不乏真诚的、朴素却浸透着鲜血的话语,通过神秘的未被觉察的途径到达民众的心中,找到了现实的土壤并且深深地扎下根.从列宁的“土地、面包、和平”到的“农民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这些看似简单的片言只语无不闪烁着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迎合”农民“利益满足的不可迟缓性”的色彩,这对民众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谢觉哉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据说有一个自江西苏区出去的德国牧师,在报上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知道马克思主义很深奥,文化低的中国工农,怎能和他们讲这个?然而中国的宣传真妙,他不对农民说马克思的道理,而只讨论农民的生活：耕多少地?打多少粮?缴地主多少租?剩下多少?够不够生活等.告诉他们怎样可以有足够的饭吃,怎样就可以保障自己的生活不被剥去.农民在这样的简单宣传下,懂得,信仰了.这就是把决议变成广大群众所了解的东西.注意这个变字.术语变为群众的话,理论变为具体事实,远而普遍的事实,变为听者切身的事实.面貌也许和决议全不相同,然而决议的实质已经被了解了.[18]

在江西苏维埃运动时,人能够及时满足农民的具体需求,并逐步完善与农民互动的技巧,以此为核心,带动扩红、筹款、肃反等进行.对此,就连国民党的要员孙科在1933年9月25日的国府纪念周讲演中也说道：“总理在党纲上所规定的平均地权,为我们自己所没有实行,而在江西却部分的剽窃,部分的实行了,凡是在他们匪区内所有的土地,完全取消私人原来的所有权,以之重新分配给穷苦的人民,这样他们满得了一部分人民的同情,而受他们死力的拥护,在江西因为得到了这基础,所以有这样大的力量,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19]

二、农民的仇异性与好走极端的特质

基层政权的动员、由剥削意识而激发的的复仇心态与赶车式[20]的从众心理形成一股合力,将一向温和、忍让的农民带进一个勇敢的新世界.而且,如作家丁玲所描述的：“农民的心理,要么不斗,要斗就往死里斗.”[21]韩丁也说：“农民一旦行动起来,他们就要走向残忍和暴力的极端.他们如果要动手,就要往死里打,因为普通的常识和几千年的痛苦教训都告诉他们,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敌人早晚要卷土重来,杀死他们.”[22]

在中国农民的眼中,“命运观”本身就蕴藏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应付环境的策略.一般来说,一种“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的宿命观,是农民接受艰难困苦的现实,逆来顺受的精神安慰.而另一面是在人穷财尽的绝望之际,又有一种朦胧模糊的期盼在激励着农民――这就是“运”的力量.“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更让农民想象到时来运转的图景.历史已经提供的“反叛”模式,既是农民“运”的结果,又是后来者的仿效动力.接受事实,但绝不放弃希望,这也许是农民文化中一种有较强生命力的东西.

而在苏区肃AB团时期,局指示信就指出：“等群众至今还不能了解AB团的政纲究竟如何,什么样子的主张和行动便是AB团的类似者.”“一切的错误都可为AB团所包容所代表.”[23]1929年3月在闽西,“农民把××烧毁了四分之三,白沙农民烧茶地民房九十余所,下溪赤卫队在大池烧民房九十栋,这都是非常之大的错误,致一般过去斗争失败的同志脑子里多充满了杀人观念,他们杀人太随便了.以为反动派可以杀得尽的,而不明白只有群众起来是消灭反动势力的根本方法.等但是相反一方面因为要纠正盲目杀人的错误却矫枉过正的变为不杀主义,如上杭丰芦区委对抓来的土豪却轻轻地叫人保释,这完全是不杀主义,走到机会主义上去了.”[24]在苏区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农民这种简单、好走极端的性格也是表露无遗.如“凡一年做180工以上可加入工会”[25]、“将平田有多的中农作富农,将凡是放债的人（不管多少,不管他有无借债）、将较富裕的中农作富农（甚至雇农放了点债也作富农）,无条件的没收富农全家财产.”[26]

“把高个儿截短,把矮个儿拉长,大家个头一起高,人间天堂乐无疆.”[27]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歌曲,其中就充分体现出民众的同质性追求.同是集体运动中的下层民众,中国苏维埃农动中的心理与此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以下就是苏区肃反时期的一个情形：

肃反时期,在于都,县委秘书黄维汉经常去看别人写字,字写得好的人就作“AB团”杀了；还经常去听别人说话,若是说话的人讲得有条理,也作“AB团”杀了.[28]

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29]

这一现象将农民的“仇异性”反映得入木三分.还有人把地主豪绅等同于AB团,与地主豪绅勾结干坏事的地痞流氓打手是AB团,地富出身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也是AB团,政权和党团组织内有“争权夺利”言行、“升官发财”的也是AB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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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都城区,“青工与老板要求三七分,老板三,青工七”[30],以致老板对工人说：“你来当老板,我来当工人.”[31]1933年,汀州某京果店,因为学徒每月工资高达19元,老板负担不了而关门歇业.[32]码头工人罢工要求增加脚力钱,提出的要求也是相当的高,如给水果行下梨子由60文一担增到240文一担.[33]曾经参与省港大罢工的邓发特别指出：

农民曾经远比我们“左”,党不得不对农民的这种激进主义进行刹车.农民曾经提出23条要求,其中包括补发从1911年以来减少的工钱和归还自那时以来交纳的租息.农民辩解说：“从1911年推翻皇帝的时候起,我们一直被告知是处于革命的时期.”地主和放贷者就是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放弃了,也不能满足农民的这种索取.[34] 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德国传教士说：“在许多方面中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讲求实际的人,但在另一方面却是非常不切实际.”[35]在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农动,时任宣传部长的彭述之认为,“对革命的进行不利”的“平均主义”现象,即他人的土地、谷物、金钱、工具、家畜、饭食都要平均分配的行动,与源于“有饭同食,有钱同使”的会党兄弟式的均产主义行动酷似.于是,随着国共合作的失败,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一开始,革命时期“泡沫”式激增的农民协会,比如湖南一省就号称452万人,在短时期内就烟消云散了.又如1932年的瑞金壬田区要调动一部分赤卫模范营就调不动,而一下子全部调动的话则随时都可以.[36]由于这种同质性和平均主义心理,这一好走极端的群体加入革命之后,使得革命不乏时起时落、在激进与保守两头摇摆之况.

三、农民文化中的非理性思维

中国农民文化是一种人情文化,崇尚的是宗法共同体下那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和伦理纽带,而这在本质上恰恰是宗法共同体对人的自由个性的压抑[37].西方人文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人性”,它在反封建主义的活动中具体表现为“自由、平等、博爱”,而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中世纪文化一样,甚至在本质上距离“人性”更为遥远.“人性”是指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在孔德那里,“人性”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情感能够胜于理智；二是在社会关系中,最低下最私人的倾向性胜过比较高尚的倾向.毫无疑问,农民革命中这种轻视人性的事件时有发生,早期以农民为主体的人在革命这种非常处境之下的行动逻辑,更是有点匪夷所思.以下就是苏区发生的一件事情：

福建省长汀县斜心区苏主席,命令各乡村：“没有老公的妇女限一星期内要结婚”,“以村为单位没有老公的妇女,没有老婆的男子,通通集中于一块地方,一个站左边,一个站右边,应妇女男子的挑选,你答他,她答你”. [38]

同时,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是一种“经验理性”,而作为一种逻辑思维方式的理性,是历来就缺乏的.

社会心理学上的“过度理由效应”指的是,“附加的外部理由取代了人们行为原有的内在理由而成为行为支持力量,从而行为由内部控制转向外部控制的现象.”[39]这一理论对我们解释一向看重人情[40]、性情温和的乡民为什么能够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为了使自己或者他人的行为看起来合理,每个人都在潜意识里为行为寻找原因,一旦找到有说服力的理由,人们就不再深究了；而且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先找那些显而易见的外在原因,因此,如果显而易见的外部原因对行为的解释能够被人所接受时,人们一般就不再去寻找其他原因了.如果某种行为一直被某个原因解释,时间一长,人们就会习惯性地认为这个行为的原因就是它,一旦这个原因不存在了,人们就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个行为也将终止.所以,当广大的民众从情感上把人当成“亲人式的救星”之时,因亲人是无论如何也是为了自己好的,最终是理解了也执行,没有理解也执行.由此,革命行为的解释一通百通.

“人情”就是农民经验理性中很重要的一部分[41],在其判断事物和采取行动时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况且农民对于“人情”世界有两点基本的解读：一是人情是构建社会网络的基础.当身边的亲朋好友参加革命时,革命成为一种感情需要,在农民之中就会产生极大的从众效应.二是人情是需要还的.当人们觉得对“欠一个人情”时,这一方面绝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可以量化的物质交换,还有质的交换,因此一个“还”字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其时间也是持续不断的.所以,当人们在革命理想的熏陶下,就趋向于把党、团等组织潜意识地当成一种农民世界中温情脉脉的宗法共同体,从而在情感上绝对地服从.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初到学校的头年（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波,使我感情经历了大起大落,由上海起义胜利的热烈兴奋,到痛失兄长的悲愤,进而到大革命失败后的痛苦.我入党以后,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理论根底又很浅,对复杂的政治斗争感到有些困惑,但我记着四哥临别时的叮嘱：听党的话.我相信斯大林不会错,共产国际不会错.那时,有不少同学也是这样想的.[42]

事实上,大多数人参加革命是受其家人的影响,而早年对革命的理解也绝大部分等同于对家人的理解与信任.“农民拒绝接受把敌军伤兵送往红军医院的命令,不愿像对待自己的伤员一样来对待他们.等农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用人道主义来对待敌军,尤其是敌军的伤兵.”[43]从史沫特莱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见识到农民“重人情、轻人性”的一面.

农民性格中这种“重人情、轻人性”的特质,与革命行动是息息相通的.一方面,农民对自古以来所依附的小共同体的依恋与服从革命的组织纪律有承继性.绝大部分由农民组成的革命群众也是一步一步“主动”地把自己交给了革命的共同体.[44]另一方面,农民从感情上接受革命之后,传统“重人情、轻人性”的文化尽情挥洒：“情”越深,“爱”越烈,“恨”越狠,革命越彻底.当时张闻天特别提醒：“不是去讲究寻找‘法律条文’,应该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根据着革命的需要创造我们的法律’”[45],而梁柏台则响应：“法律是随着革命的需要而发展,有利于革命的就是法律,凡是有利于革命的可以随时变通法律的手续,不应因法律的手续而妨碍革命的利益等”[46]在这里,阶级话语与农民的“人情”观已经融会贯通了.至此,革命文化与农民文化相互激荡,推波助澜.因此,裴宜理说,“在中国,是带着农民朴实气息的感动了他的同胞们,人们先是流泪和发泄心中的愤怒,接下来就是诉诸革命行动.”[47]

农民性格中有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因子,“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革命”.如果农民并不关心他们的政府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因为他们的政府从不理解农民的内心世界,不关心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土地革命时期,以为首的国民党不是没有深深感触到：谁赢得了农村,谁就赢得了中国.他们通过了合作、识字、造林、卫生、禁烟等七项兴复农村的举措,可谓是他们治理乡村的精心策划,但是,集天然保守性、“利益满足的不可迟缓性”和好走极端的浪漫性于一身的农民让这些国民党的精英们一筹莫展.戴季陶在《目前中国的新生路》一文中说道：“我们感觉到半年来,中国政治的推进,异常吃力,在政治上负责之人,为推进政治,使他们力量善及于一般民众,莫一个不是弄得焦头烂额,比如费了无数心血,制定之无数规章法令,希望一般人民,切实奉行,但结果法令自法令,而人民不能接受,自然如故,说话既不能个个听懂,认字又不能人人认得.”[48]相反,那些占人大部分的下层社会精英分子[49],都有较长一段时间的乡村生活经历,让他们能够“走近”农民的内心深处；同时,他们又接受了现代化知识的熏陶,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很强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坚贞不渝的革命信仰和其自始至终没有中断的乡土气息脐带又不断地供给其动力与养分,令他们在广袤的农村如鱼得水. （张宏卿,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肖文燕,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杂志社编辑）

注释：

[1] 农民利益即时满足的实利主义,即农民“利益满足的不可迟缓性”.这是笔者所概括的关于农民的最本质的一个特征.其意思是说农民由于他们已有生活经验和生存条件的限制,对物质利益的渴求与获取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以致可以对其它因素不予以考虑.长期以来与土地的博弈,生存环境的恶劣而形成的低下志向与宿命论,使得农民根本无法延迟满足,是典型的立即满足型.农民的生活经验也来自于与此时此地的困难打交道,无论如何,延迟满足不是农民的特性.

[2]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记录》,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3] [美]J.米格代尔著,李玉琪、袁宁译,姜开君校：《农民、政治与革命》,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3页.

[4] [日]河西太一郎著,周亚屏译：《农民问题研究》,上海智民书局,1928年版,第232-234页.

[5] 紫电：《从乡下来》,《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0月1日.

[6] 列宁：《对莫斯科省贫农委员会代表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页.

[7] 孔永松、林天乙编著：《闽赣路千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8]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5页.

[9] 罗贵波：《革命回忆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10] 成圣昌：《赤区土地问题》,《国闻周报》（1933年6月5日）,第10卷第22期.

[11] 曹思文：《兄弟争当红军》,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后勤部政治部编《为了红色中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

[12] 《江西共乱复炽》（社论）,天津《益世报》,1933年4月5日.

[13] 《党的组织状况》,《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7页.

[14] 姜启化：《又一个机会主义的动员――从少共国际师去扩大工人师》,《红色中华》,1933年8月13日.

[15] 月林：《压迫妇女的南阳区联席会议》,《红色中华》,1932年6月23日.

[16] 《红色中华》,1934年6月12日.

[17] [美]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74页.

[18] 《谢觉哉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5页.

[19] 《周刊》,1933年10月2日.

[20] 温锐、杨丽琼：《社会心理与迭起》,《历史教学》,1994年第8期.

[21] 丁玲：《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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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美]韩丁著,韩等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

[23] 《对苏区指示信》（1931年9月1日）,《石叟资料》,第20卷第1号.

[24] 《闽西特委报告》,《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页.

[25] 《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红旗周报》,1932年5月2日.

[26] 《省委接受局指示信的决议》,《苏区江西省》,1990年5月编印,第58页.

[27] 引自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28] 曹金山：《陈毅同志救了我》,见陈毅、肖华等著《回忆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

[29] 《康克清谈朱德革命实践中的一些重要情节》,见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1984年汇编本,第429页.

[30] 《宁都城区青工斗争经过》,G001-4-052,江西省档案馆馆藏.

[31] 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回忆苏区》,第3-4页.

[32] 云洲：《怎样订合同》,《苏区工人》,1933年6月30日.

[33] 《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1929年8月13日）,《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99页.

[34] 引自[瑞典]达格芬嘉图著,杨建立、朱永红、赵景峰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1937―1945）》,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35] 《海外文摘》,1992年第2期,第8页.

[36] 《瑞金县委八月份工作综合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二）》（内部稿）,1992年10月编印,第57页.

[37] 秦晖：《耕耘者言：一个农民学研究者的心路》,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38] 郭南炉：《两位苏区主席的写真》,《红色中华》,1932年11月14日.

[39] 金盛华主编：《社会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第372页.

[40] 台湾学者黄光国认为,“人情”在中国文化中,有三种不同的含义：第一,“人情”是指个人遇到各种不同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一个通晓人情的人,就是具有“同理心”（empathy）的人.第二,“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resource）.第三,当关系网内的某一个人遭遇到重大困境时,所产生的不忍之心,而“做人情给他”.参见黄光国：《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19-21页.

[41] 其实笔者认为,不只是农民具有这种“人情”情结,就是在当今大多数国人身上也都存在.

[42] 《杨尚昆回忆录》,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43]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胡其安、李新校注：《伟大的革命》,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350页.

[44] 对于“历史上中国农民对于小共同体（氏族、部落等）的依赖”这一问题,王家范先生在其著作《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145页）中作了非常到位的解读.

[45] 洛甫：《无情的对付我们的阶级敌人》,《斗争》,1934年3月2日.

[46] 柏台：《裁判机关的主要工作方向――镇压反革命》,《红色中华》,1934年3月1日.

[47] [美]裴宜理著,李寇南、何翔译：《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48] 戴季陶：《目前中国的新生路》,《周刊》,1930年6月16日.

[49] 据丛小平的文章《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二三十年代的地方师范学校与共产主义的转型》中研究,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出身乡村的中等师范学校学生（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8期）.

责任编辑：林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