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古酌今:经典性生成的传播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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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经典诞生于古代,辉煌于近代,衰落于当代.古典文化的浑全整一、近代文化理智思辨与感性解放之两歧、当代文化之感官消费主义,分别是古今经典生成与衰败长期运行的结果.重建经典性的前提,是改革目前急功近利的教育、学术和文化传播机制,同时建立起古典人文主义与个人感性主义之协调互动.

经典作品是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播机制与著作家个人天赋相结合的奇妙产物.古代人文经典产生于古典社会,历经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传播,已经积淀为一个民族或一种文明最基本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

古代人文经典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核心.是将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人文规律予以综合观照并将二者予以合理协调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古典人文主义宇宙观、人生观,其最鲜明的特点是浑全整一性,即理性观察思辨与感性活泼自由的完美统一,在文学上则表现为博大深厚又简朴崇高的风格.譬如儒家经典《论语》之简洁深厚、《孟子》之雄浑壮阔、道家经典《老子》、《庄子》之美妙精微,不仅永居中华文明之主导地位,并且奠定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学的伟大风范.荷马史诗、赫西阿德的哲理诗、萨福的情诗等,则确立了古希腊人文主义的光辉典范,而《圣经》之深沉激越,则开启了基督教人文主义将人向神振拔超升的伟大宗教,其曲折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奠定西方古典社会的基础,同时也开西方近代人道主义的先河.

近代以来,西方学术思想渐居主流,原本统合人类自然观察与人文思考的古典人文主义,一变而为观察探究自然规律(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自身各种物质欲求与精神需要之启蒙主义、近代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原本自然人文相协调的古典人文主义,也两歧为崇尚冷静观察、理智思辨的科学研究、技术应用与崇尚个人自由、满足与感性解放的文学艺术创作两大类,古典人文主义中原有的文学、史学、哲学研究,被纳入“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领域,接受自然科学之学术轨范的规制,而文学艺术创作,则在失去历史、哲学等思想学术轨范的前提下,以张扬感情个性与语言表达的个性为职志.

近现代文学在满足近代人道主义个性自由、满足与解放的主流欲求之外,深广地展现了近代社会在物质满足与精神提升之间的一系列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冲突与心灵冲突,赢得了堪与古典人文作品相媲美的经典地位.但近代人道主义主流文化的发展,很快就将典雅的文学艺术媒介超过,摄影、电影、电视、网络、多媒体艺术等迅速取代了传统的文学艺术语言,成为当代社会个性表达与感官解放的最新媒介,文学经典因此衰落.

文学经典的由盛转衰,遵循着深刻的文化传播规律,集中体现着人类社会由古典人文主义向近代人道主义转变引起的巨大文化冲突,昭示着人类经典文化乃至全球文明的精神重建的宏大主题,试择本执要,分而论之.

一　经典的古义及其传播机制

经之本义为经线,如《大戴礼》云“南北日经,东西日纬”,引申演进为世之纲纪、根本大法,恒常不变的自然、历史规律.刘熙《释名释典艺》云“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六经乃中国经典之始.《庄子天运》云：“孔子谓老聃曰：吾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以为文.”六经由此得名.经者纲也,典者常也,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皇之言称“坟”,五帝之书曰“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方志谓之“九丘”,构成中国传统政教与文明智慧之核心,由此“经典”之义乃确立.

中国经典,肇始于尧舜禹时代之文明经验,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教化、文化普及、文明传播,不断丰富成熟,终于在晚周时代经孔子编辑、整理、讲授、宣扬,确立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道统、政统与学统,持久地塑造、影响此下2500年的中华文明,儒家“六经”也因此巍然高居中国典籍之首,成为中华文明之精神核心.

经典所宣示的有关自然、社会、人生之根本法则,历经中华民族5000年以上的文明实践,被公认为具有博大深邃、不可倾摇的文明智慧,对塑造民族信仰与生活方式、中华文明的道德秩序与传播秩序、全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全球华人结成和谐统一、稳固持久的“命运共同体”,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与永恒价值.

古代经典的人文背景是浑全整一、天人协调的古典人文主义,其对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人文规律所具有的、高超的综合把握能力以及协调统一、和谐共存的伟大信念,是古代经典具有历久弥新的永恒魅力的原因及其经典性生成的深层机制所在.比如儒门四科(文、行、忠、信)中“文”乃儒家教化之第一步,孔子以“文学”称许“子游、子夏”,则“文学”为文献诵习、研讨、传布之学.古人纯全,以实践“经典智慧”为己任,故孔门弟子中颜渊最称高足.孔子诫子夏日：“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可谓一语道尽“文学”与“道义”之根本关系：一切文献之学,若不严守儒家以仁爱教化天下、共趣君子人格之伟大道义观念,则徒为虚文浮词,乃小人之学也.故刘勰《文心雕龙》必以《原道》、《征圣》、《宗经》为纲宗,《宗经》云“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经典之意义,乃在其古典人文主义之“浑全整一性”、“天人和谐性”、“恒久性”与“不刊性”,因而能洞烛自然本性与人类灵魂之隐秘深处,传达出礼乐文章乃至一切人文制作之精髓.汉末儒家纲常的败坏、佛教、道教的传播、魏晋玄学的流行,使“文章之学”逐步从“文献之学”中凸显出来,“文学”之古义乃渐趋“文学”之近义,但始终没有完全脱离“文献之学”以及背后的“道义之学”的精神支撑与价值立场.参古义可知：作品(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之经典性,其生成的根本机制,在于其被文明实践所一再证验的思想内容之真理性、恒常性,综合把握自然人文规律之浑全性、和谐性,以及文章品格的圣洁高贵,此种真理性、恒常性、浑全性与和谐性,历验古今而不移,放诸四海而皆准,其行文之素朴醇厚、作者心境之博大深婉、作者智慧之洞烛精微,呈现出崇高纯正的古典风格与境界,促使其在整个人类文明中传播深广,并表现为不断适应历史新局之恒久魅力.

古代经典之浑全整一、天人协调,除了在文学表达上具有不可企及的简洁深厚、纯朴崇高的风格外,更为其阅读、诠释、接受、验证、流传、散播提供了几乎无限的传播空间,更增加了其与世常新的生命魅力.

譬如,传说舜、禹讨论施政纲要时,在《虞书大禹谟》中提出：以“金、木、水、火、土、谷”为“六府”,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事”,其中“金”可理解为今日之冶炼制造业,“木”可理解为森林保护与建筑规划等行业,“水”为淡水保护以及水利事业,“火”则为能源业,“土”为耕地、土壤保护等农业命脉,“谷”则为粮食生产、储存、供应等国计民生之大政,府者藏也,它们必赖“三事”而协调运行：“正德”第一,全社会上下,一体遵循道德,道者自然规律,德者人文教化,居上不骄、居下不谄,则政治、经 济、文化相互配合、一体和谐；其次“利用”,是“以民用为利”,即儒家一贯主张“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源头,使工商经济依市场规律运作,民富则国强再次是“厚生”,即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根本目标,在于从物质上、精神上丰厚人民生活乃至自然万物的生命境界,使天人协调、万象和美.六府三事合为“九功”,如此“事功”,乃能作“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昭告神明、和乐天下也.

承古人遗教,观当今世界,则全球自然生态危机与社会人文危机的根源,昭然若揭：首先是大禹所谓“六府”在当代社会完全失衡,今人贪婪无度地超量开采、肆意摧残森林、淡水、耕地、能源等人类生活的基本资源,造成当代全球社会的资源枯竭与生态灭绝,“六府”既空,万物何系其次,“三事”不修,发达国家疯狂掠夺资源、倾销商品,发展中国家被剥夺了生存的空间,畸变为社会动荡与恐怖主义等巨大灾难,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国与民争利,人与物倾夺,原本丰厚和美之地球生灵,如今堕为朝不保夕、蝇营残喘之糊涂蠢物,反思经典之言,岂不若合符节

德国作家卡尔克劳斯有句名言：“起源即目标！”当今世界之急务,乃在迷途知返、亡羊补牢,重新温习古典人文主义之伟大经典与崇高智慧,参酌当代社会之实际,慎思明辨、痛改前非,重建人与自然、社会之和谐,全球文明将由此步入可持续发展之大道.重新体认温习经典之真理性,将经典智慧之恒常性与当代社会新局面相结合,孔子所谓“温故知新”者,正其时也！

从传播机制看,儒家六经经典地位的确立,有以下几个重要因素：一是华夏文明由唐虞时代进展至晚周时代,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厚的文明遗产,亟待有人在思想学术上予以阐明、更新、传播；二是孔子以命世奇哲应运而生,将此前2000余年之文明经验予以创造性地继承并确立起一个以“仁”为中心的思想学术体系,这一体系以其高度真理性与普遍的适用性,历经晚周秦汉三百余年历史之正反检验,最终确立为中华文明之“道统”,儒家经典也因此成为中国古典社会评判一切的根本准则；三是孔子首开私学,进而锻造出一个严谨活泼、广泛活动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文化传播组织,这一组织以担当天下道义为价值目标,同时以师生传承、共守礼器文献、老师带领学生周游列国、荐举学生出任各级官吏等为严密传播形式,使道德声望、政治声望与学术声望集于一身,庄严道统、巍然政统与灿烂学统合一,最终锻造出儒家思想坚不可摧的经典地位.

二　经典的近义及其传播机制

近代以来,伴随全球市场分工日益细密,人类学术的学科分限也日益精细狭窄,逐步形成科技理智思辨之冷静、个人感性解放之热烈以及彼此之间不可调和的僵持局面,而对人类生存的冲突状况进行广阔综合、深入观照并启迪深广的文学经典,并逐步上升为塑造社会思想与文化风尚、具有广泛影响力与文化传播效果的主导力量之一.

然而,作为最主要媒介的文学图书,在19世纪中晚期和20世纪遭到新兴媒介的巨大挑战：报刊、摄影、电影、电视、计算机网络、音像制品等传播方式的蓬勃发展,相当程度上挤占了文学作品的传播空间,大量读者、受众被其他文化媒介方式所吸引,义学的生存空间急剧缩小.

20世纪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膨胀,造成了广大读者浅尝辄止、读过即扔的阅读习惯与阅读期待,博大精深的文学经典作品会被出版等传媒机构视为“利润或市场”而无人问津.由于西方片面工业化、现代化模式的“铁血”逻辑,只注重工商科技的发达,却严重忽视人类的道德水准与人文教养的深刻进步,犯罪、吸毒、艾滋病、制售假冒伪劣、恐怖主义等社会罪恶与病态激增.置身于动荡不宁、持久衰退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中,任何一个有良知且敏感的作家的心灵必然遭受一系列重创,日益商业化、恶俗化的当代社会机制、媒介环境与传播机制的不断侵害,使那种具有崇高醇厚品格的经典作品的涌现难上加难.

在当代社会,经典作品日渐稀少不仅被大多数读者所公认,且基本已成文化定局：当代美国学者、批评家哈罗德布卢姆在《西方正典》中即以“经典的悲歌”为题描绘了“西方文学经典”衰败、死亡与消失的真实境况.

经典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围绕考试、文凭而建立的现代教育、学术机制的急功近利以及大众媒介的浅薄庸俗对经典文化的冲击.哈罗德布卢姆称当代社会正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在“一些完全乱套的大学”里,面对充满敌意的听众,或面对“下载或死亡”研讨会上众多出版商或记者对电子书籍的追问,他深感辛酸、绝望地说：“媒体大学’的兴起,既是我们衰落的症候,也是我们进一步衰落的缘由.”他愤怒地指斥道：“如今学界是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杂乱无章在持续地蔓延.”他称自身所处时代是维柯《新科学》所谓的神权、贵族、之后的“大混乱”时代.在全书结尾“哀伤的结语”中,他辛酸地总结道“我在一所顶尖大学教了一辈子文学以后,反而对文学教育能否度过眼下的困境缺乏信心.”

哈罗德布卢姆长期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他对当今全球社会大众媒介的过度膨胀、大学文学教育的失败以及“文学知识分子”思想昏乱的抨击可谓一针见血：“今日学术界已经走火入魔等所谓‘英语系’将更名为‘文化研究系’,在这里,《蝙蝠侠》漫画、摩门教主题公园、电视、电影以及摇滚乐将取代乔叟、莎士比亚等如今每年进入耶鲁的学生中仅有少数人具有真正的读书热情.你无法教会那些对你说不爱诗的人去热爱伟大的诗篇.等也许阅读的年代等如今已到尽头,再生的神权时代将会充斥着音像文化.”

哈罗德布卢姆认为,为“经典在当代社会的死亡”推波助澜乃至摇旗呐喊的,是自1950年代始甚嚣尘上并活跃至今、主宰欧美学界、批评界的时髦理论：以TS艾略特为代表的“新批评”派、以保罗德曼为首的“解构”派、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新左派”、“老”文学理论,它们大多是对“法德理论的克隆”,即对法德哲学家如福柯等人思想的胡乱模仿与拙劣套用.哈罗德布卢姆愤怒指斥道：“如今我发现周围全是些哗众取宠的教授等我终于明白：文学研究的‘巴尔干化’已不可逆转.”他统称这些文学研究为“憎恨派”：“他们憎恨文学或为之羞愧,或者只是不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在这种浮躁影响下,大学内外普遍的社会风气或人文氛围是：“‘我要读什么’不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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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学识、勇气和率真,50多年前就开始在大学执教、对新批评派等时髦理论感到“愤怒并极力反抗”的哈罗德布卢姆,发起了对启蒙主义文学观中“平等主义幻觉”的清算：“人们误以为,想象性文学与其他艺术相比较,只要较少的知识和技能就可以被生产和被理解.”经典文学一定程度的艰深,召唤读者提升自己知识、阅读、感知的能力,付出时间与艰辛：“最强有力的诗,在认知 和想象上都极其艰深,在任何社会阶层中,不论其性别、族裔或民族如何,都只有少数人才能深入阅读它.”他继承康德,席勒以来“审美自律性”的原则,指出：“等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真理：它不是由批评家、学术界或政治家来决定的.作家、艺术家、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性,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来.等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被证实.”历经时间检验的作品才具有经典性.

换言之,文学经典性的生成机制,是天赋独特、才华出众的作家、艺术家,秉其对人类生存的深刻洞察和对文学传统的深入了解,克服“影响的焦虑”,创造出常常不被当代或数代大多数读者理解或欣赏的伟大作品,经过两代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检验,终于被后代读者中具有独特洞察力的人(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发现、诠释、传播,伟大作品在不同时代的精英读者中所激起的相同或类似的想象、、恐惧、焦虑等人类情感,凭借历代精英读者的不懈解读与传播,最终到达普通读者,引起普通读者对人类生存的普遍境况的深刻观察、思考和感悟,进而对大众自身的生活乃至当时的公共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学经典性生成的传播链条、传播模式或传播秩序如下：

如上图所示,文学经典性生成的传播机制是文学信息“正反馈”与“负反馈”交互作用的复杂链条,“正反馈”是指文学信息的流动、作家由普通作者向精英作者的奋斗、成长、经典作品的生成、传播机制等,遵循促进流程,向既定目标作正向运动,图中显示为由左至右的箭头,箭头上文字为简略说明；反之,则为“负反馈”,图中显示为由右至左的箭头,箭头下文字为简略说明.

有志于文艺创作者,开始阶段为“普通作者”,他要上升为“精英作者”,必须“深研传统、奋斗成长”,同时还要克服全社会(包括精英与大众两极读者)对文艺新人的不予认可、冷漠、排斥等社会压力,直至自身成熟为“精英作者”.依次类推,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要克服“社会不认可”的重重压力即“负反馈”过程,经由“精英读者”(批评家、研究者等)的赏识、推介、传播,最终获得“普通读者”的青睐,实现“社会认可”的传播目标.在最后阶段,经典作品即使已经获得“社会认可”,但仍要承受“选择性认知、选择性记忆、选择性遗忘”等传播机制带来的“负反馈”过程的干扰,使自身处于恒久常新的地位.

经典的历史就是战胜遗忘与社会冷漠的奋斗纪录,是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在较长时间内不断验证、更新、发现其真理性与恒常性的过程,是精英作者与精英读者在优良教育、学术传统与出版、评价机制下逐步引导、提升大众阅读趣味的、浸透着孤独的血泪乃至生命的代价！

站在大众媒介或文化研究立场上、否定怀疑经典性,其谬误,就在于对传播模式的过度简化：

普通作者,如当代许多流行读物作家,未深研传统,更无更新、开创传统的功底与才力,便被传媒吹捧为“著名作家”,因此永无机会奋斗成长为精英作者,因此永远无法写出经典作品；依次类推,文化传播机制中精英作者、精英读者等重要层次的空白、对作品获取社会认可的漫长时间检验过程的完全忽略或检验环节的简化、迷信恶俗的商业炒作可以伪造、骗取社会认可的市场投机心态的泛滥,造成当代作品经典性的缺失以及整个人文环境的恶俗潮流,哈罗德布卢姆称之为“滑坡”是非常正确和令人警醒的.

当代全球文明的重重危机与困境,在文学上以及所有人文领域.表现为“经典性”作品的空白、缺陷以及孕育这种“经典性”生成的文化传播机制的严重失衡.空前膨胀的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挤占了经典文学的生存空间,更把一个时代的精神深度完全削平,大量复制、泡沫化传播的流行文化造成一种根本的错觉,似乎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学经典,都是靠商业包装和恶俗炒作而“流芳千古”并“垂诸不朽”的.而为流行文化辩护的文化研究,更是把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降格为商业炒作中更具欺骗性与广告性的部分.

三　经典的传播：阅读陌生性与审美自律性

然而,文学经典性的生成,自有其不可动摇的内在生命逻辑.正如哈罗德布卢姆所示,漫长西方文学史中,只有莎士比亚,至今仍是西方经典的核心与生命,而乔叟、蒙田等26位作家的作品则构成“西方经典”的核心系列.笔者曾为大学生播放劳伦斯奥利佛导演并主演的黑白电影《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戏剧中思想与情感的高贵,仍深深打动了年轻大学生的心.由此可知：经典文化的衰落与大众传媒的“平义”、“进步主义”幻觉以及深陷其中的、盲目自闭的“市场强迫症”直接相关：大众因为长期无机会亲近经典作品,便逐步养成了速食主义的阅读习惯与阅读趣味,任何稍稍艰深的作品都被一概拒斥.

哈罗德布卢姆定义“经典性”就是“陌生性”,即一定的感知、阅读难度,“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他引用尼采、弗洛伊德的思想以及自己的“影响的焦虑”理论,形容文学是“比喻的意志”,经典作品渴望“与众不同”并流布四方；而“强有力的作品”的思想品格,则是一种本体性的“焦虑”、即直面宇宙本体之无限性与人生之有限性和死亡的“焦虑”,经典作家通过经典作品表达了人类那种“渴望置身他处、置身于自己的时空中、获得与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的原创性”,从而使读者“回到孤独的心灵中去,于是读者不再是社会的一员,而是作为深层的自我,作为终极的内在性”,展现其内在性的深度和力量.

布卢姆对“经典的构成”解释说：首先,经典作品的构成要素,在于高超的审美性、艺术性或技巧性,包括“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等综合能力.布卢姆赞赏王尔德的名言：“一切劣诗都是诚挚的”,主张将这句名言刻在每所大学的校门之上,让学生们思考其中的真知灼见：经典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而不管它是否发自作者诚挚的社会愿望.其次,布卢姆认为,检验经典性的最高标准是经典作家“直接战胜传统并使之屈从于已”的原创能力,经典性的测试方法是时间,只有历久耐读的作品才能算经典.他反对罗兰巴特“本文的愉悦”理论,认为经典文本给予读者的不是“愉悦”而是“极端的不快”或“更为艰难的愉悦”,即经典作品带给读者的往往是认知以及想象上的相当难度.布卢姆深知：“今天要掌握经典毫无可能,这不仅意味着要细读三千来本书,这些书相当一部分具有真正的认知与想象难度而且这些作品的关联由于我们视野的扩展而更加复杂麻烦.”

任何稍稍了解今日大学学分制下乌七八糟的课程设置的人,都不能不对布卢姆此说产生深深的共鸣：高等学府里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被各种不成体系的课程、教材、考试整治得叫苦不迭,根本无暇阅读那“三千来本”经典著作,指望他们毕业以后维系一个社会起码的审美品位与文化标准,势必难过登天.笔者曾为大学一年级本科生与研究生分别开列过最低限度的《50部世界名著》与《100 部世界名著》,等毕业时问学生读过多少,回答是不足10分之一！经典必须经过对审美天性的辛勤培育、对文学传统的艰苦学习、高超颖悟与深入思考等复杂过程,才能产生出来并被同样资质的读者欣赏.布卢姆指出：“西方经典的正规学子遵奉(审美)认知活动中内在的否定力量,欣赏审美感悟中艰辛的愉悦,摸索学识教给我们行走的隐秘之路,并让我们拒绝轻易得来的快乐”,在对文学传统的记忆玩味与对文艺现实的批判性比照的基础上展开审美创造与欣赏.

再次,审美活动不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呈现“人性骚动的所有内容”,包括人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这种恐惧和焦虑被转化成对永存于群体或社会记忆之中的经典性的不懈追求.人凭借经典作品与生命的短暂、死亡相抗德我们渴望拥有经典的原因在于我们痛感生命有涯、在世难久.我们的审美天性不能容忍那些以各种社会正义的名义写出的劣作充斥这短暂的人生.经典作品的高超审美性就在于诉说这些人的本体性的焦虑,“成功的文学作品是产生焦虑而不是舒缓焦虑.经典等是习得的焦虑”.

审美天性与后天习得结合产生的、对人生各种本体性焦虑的深度认知与感悟,就是经典作品审美价值之所在.布卢姆坚决地捍卫经典作品的审美价值的独立自主性与自律性：“西方最伟大的作家们颠覆一切价值观等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等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等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他对此畅申极论,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深刻洞见：“文学研究无论怎样进行也拯救不了任何人,也改善不了任何社会.莎士比亚不会使我们变好或变坏,但他可以教导我们如何在自省时听到自我.接着,他也许会教导我们如何接受自我及他人的内在变化,也许包括变化的终极形式等死亡从不在我们与那冥界之间无可逃遁的关系上撒谎.这种关系是完完全全的孤寂等一个文本如《哈姆雷特》与死亡共有的全部就是孤独.等经典是死亡的侍从而绝非社会主导阶层的奴仆.”

经典是直面死亡的焦虑,而不是一个社会主导阶级的意识形态.布卢姆清醒地意识到：绝大多数经典,其创造者与欣赏者往往是出身较富裕阶层的人士,并且“总是间接服务于西方社会每一代富裕阶级的社会、政治及精神关注与需求.很显然,培育某些审美价值必然需要资本.等崇高与金钱、政治权力的联盟从未停止,将来也不可能停止”.但不能因此就判定经典作家是为一定阶级利益而创作的,“每一个有雄心的作家主要还是为了自己,因此常常背叛或忽略自己的阶级,以便增进完全以‘个人化’为核心的自我价值.”因此,“能成为经典的,必定是社会关系复杂斗争中的幸存者”,即超越了阶级偏见、表达了全人类共通的思想情感的作品.

最后,经典存在的意义在于树立一种精英主义的、超越转瞬即逝的政治标准或道德标准之上的审美标准：“西方经典存在的意义正是为了设置限制,以建立一个既非政治又非道德的衡量标准等认知不能离开记忆进行,经典是真正的记忆艺术,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

的确,每个民族的经典作品,无论宗教的、哲学的、历史的或文学的,构成民族牢不可破的宇宙观、价值观的基础,是民族整体记忆的核心与安身立命的精神尺度,无论社会、政治条件如何变化、道德标准如何变化,这些经典超然独立,构成不可替代的精神中心、不可摇撼的巍峨的文化长城与文化传承、思考、创新、传播的最深根基.

伟大经典是帮助人类看清自身与周遭环境的清澈目光,而目前流行文化则四处推销一种个人感官消费主义的势利眼光.大众久居于此流行文化中,遂为名利所困,常常目光迷乱,丧失自我,甚至沉沦难以自拔.文明也常受此流行意识形态影响、因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文化传播机制的失衡而陷入重重危机,一如持续动荡之当代全球社会.

从全球范围看,古代经典曾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长达数千年：“四书五经”至今仍是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东亚文明的核心因素与生活方式的核心观念之一,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经典传遍全球,至今仍是全球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核心价值之一；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西方经典、中世纪天主教经典以及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西方经典,更是塑造近代全球文明的核心力量.向经典回归、重建经典的权威性、真理性,应是此下文化努力的方向.

经典不仅创立了自己与世长存的价值体系,更创立了自身不可替代与超越的、理智与情感协调的话语方式与传播方式,如《论语》简洁深邃的格言体、《孟子》滔滔雄辩的论辩风格、儒门师弟子生死相守的学术传统、《圣经》恢弘神秘的启示录预言性所开启的西方宗教想象力、浪漫主义的抒写风格,以及耶稣传教、反抗与献身的伟大神话等.

近代理智与感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乃至剧烈冲突,是工业化、都市化生活方式中的内在分裂造成的,在文学上表现为将文学语言的自律性发展到枯燥破碎程度、拒斥读者阅读习惯的所谓“现代派”语言实验,以及将文学感性的自我解放拓展到人性所能容忍的边界以外的主张,使文学降格为一种语言游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文学的经典性.

当文学实验拒斥读者之时,流行文化却以谄媚读者、刺激读者的低级趣味为能事.文学与传媒之间实力不相匹配的斗争注定了文学的衰败.在宰制改变现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大众流行文化借机形成了自己的话语方式与神话谱系：比如波德莱尔对都市罪恶的描写、兰波短促而叛逆一生的诗性表达、王尔德、日奈、金斯堡、凯如阿克等叛逆性的文学诉求与社会诉求,深刻影响了让维果等人的“诗意现实主义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瑞典、意大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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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的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平义之间的争执互动,被1950年代逐步普及的电视媒介、音像媒介以及目前仍然方兴未艾的网络媒介所冲垮,恶俗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借助跨国文化工业的垄断力量,抢夺侵占主宰了一切话语权与表达方式,经典作品常常自我扭曲、自我变形、自我背叛,以适应这一全新的媒介环境,使经典文化处于要么转变要么灭亡的生死存亡之秋.

从媒介史的角度看,一个新媒介早晚要提升自己的品质,才能进入可持续地和谐发展的境地,比如目前创办已十年,在全球华语媒介中崭露头角的“凤凰卫视”的多挡人文栏目,就预示出一个古典人文主义与当代感性消费主义之间协调互动的良好前景：在相对宽松的社会条件与文化条件下,大众文化媒介也能上升到经典的高度.

经典的根基牢固树立在人心与文明的深处.尽管目前感官消费主义的流行文化冲击人文文化的状况非常危急,现行急功近利的教育、学术、文化传播机制更加速了这种危急状况,但经典不尽是“悲歌”.只要大多数文化人士坚守这一信念：“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这是布卢姆在“经典悲歌”一章末尾,面对自己无奈置身其中的“破败社会”,发出的严正而清醒的警告.这一警告本身就参与了重建经典的历史进程.

恰如笔者在撰写这部分内容时,音响上正播放着的前苏联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克莱采尔奏鸣曲》,激越流动的旋律诉说着一个孤寂灵魂的热烈心声,即使是布卢姆的激愤思想、笔者的感慨,都无法与这纯洁而动人的音乐那逼人的高贵与单纯相抗衡,这音乐沁人心脾、照亮黑暗,让笔者坚信：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人类心灵的共通的焦虑与冲破焦虑的光明圣洁的希望永远不会“破败”.它终能扭转文明颓势,开出历史的新机,为每个人的短促人生与无限宇宙(自然)开出亲密结合、和谐共鸣的广阔大道.而经典作品,则因其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成为照耀这一广阔道路的清新阳光.

责任编辑：吴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