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本文是一篇文化论文范文,文化类有关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关于文化毒奶和脑结石现象相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适合文化及中学语文及互联网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文化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中国毒奶事件,成为所谓“后奥运时代”的典型案例.本国奶粉品牌几乎全军覆没,引发世人对食品制造业的深切怀疑.但奶粉只是冰山一角而已.那些无耻的科技发明,已经应用到食品工业的所有领域,由此捍卫着食品消费的完美格局.已经有许多人正确地指出,利润至上和零度道德,就是毒化中国食品的两个主要原因.
有毒食品工业构成了庞大的集体罪链.首先是化工和食品工业领域的专家们,在各大研究院和高校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断创造出各种和使毒技术,为食品制造业提供技术支持,他们是大规模和使毒的始作俑者.企业为谋取利润,贪婪地注水和注入各种有毒的化学添加剂,把劣等和食品推向市场.地方政府为实现GDP指标,纵容和包庇食品犯罪.食品检验机构不仅没有发现这种事实,而且还向其颁发免检证,为投毒行径开放门户.向所有上述这些环节问责,进而向整个食品制度问责,才能击碎食品罪链,维系基本的安全防线.
闹得沸沸扬扬的毒奶事件,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而比毒奶更为惊心动魄的,应当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毒化.但它却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审视与警惕.
尽管民众对文化的渴求不如食物,但由于大规模人口基数的存在,终究形成了庞大的文化诉求需要.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和无限的文化需求之间,出现了类似食品的尖锐矛盾.然而,我们既丧失了制造当代原创性产品的能力,也丧失了从历史库房里提取文化资源的能力.文化的巨胃悬浮在空中,在长期面对文化匮乏和文化饥饿之后,它变得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为贪婪.
为了满足文化之胃的渴望,大量文化产品被加速制造出来,其间饱含着从注水（口水化和价值稀释）、（抄袭、伪造、篡改）到使毒（添加各种有毒文化观念）等繁杂工艺,它们构成了密切关联的技术体系,对它们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对现有文化产品做出明晰的判定.
在文化注水方面,盛大文学公司网站向我们提供了有趣的案例.签约作家连载小说的写作速度太慢时,饥渴的网民就会发帖抱怨,由此逼迫作家加速写作,以致一些作家被迫从3000字/天的正常写速,加快到10000―20000字/天以上.这种“盛大文学现象”,就是典型的文化兑水和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快餐化过程,它的原理跟在牛奶中大量注水毫无二致.它势必导致文学质量的严重下降.
写作速度,无疑是测量文化产品是否垃圾化的重要尺度.德国汉学家顾彬宣称,一个德国作家写一部长篇小说,通常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而据我所知,天才横溢的中国作家,却只需要一至三个月时间.本土畅销书作家写速更快,有时只需一到两周时间,就能炮制一部长篇小说.据说,香港武侠作家拥有30000字/天的速度,而科幻作家倪匡的写速,则到了50000字/天的惊人地步.但这显然不是天才式写作的标志,恰恰相反,它只能体现某种垃圾化写作的特点,但这种可笑的书写模式,却为消费时代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样板.
中国人对书籍的传统热爱,引发图书市场的狂热扩张.据称,每年中国有24万种图书得以出版,但其中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垃圾.中国人近年来对古史阅读的饥渴,也导致大量注水历史书的诞生.动辄上百万销量的畅销读物,加上票房率惊人的“大片”以及收视率超群的电视连续剧,形成注水快餐的盛宴.在中国这个特殊语境里,“畅销书”往往就是低质书和问题书的文化同义语.
测算文化产品的另一尺度就是它的真伪.快餐的注水终究是有限的,而且它多少还能保留一点被稀释后的价值残汁,而却是更为彻底的欺诈.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都出现了备受指责的假唱事件.开幕式上林妙可的假唱,就是典型的双重假唱：它不仅在现场用事先录音伪装成真唱来欺骗全球观众,而且还要播放他人（杨沛宜）的声音.但奇怪的是,这头被者利用的无辜羔羊,居然还拥有大批粉丝.他们热爱的“产品”,藐视最基本的艺术伦理,从未替者感到过羞耻.这种对文化的集体声援,就是运动得以繁荣的根源.
崔健关于“真唱”的呼吁,已经喊出许多年了,但他的声音竟是如此微弱,在整个流行音乐界只有空谷回音.相反,包括那英等歌手在内的假唱积极分子,在粉丝们的拥戴下振振有辞地为假唱辩解,宣称它可以制造更好的效果,是对观众负责的表现.中国民众对假唱上瘾.他们对此有着强大的依赖性,因为录音棚制造的声音是经过技术修饰的.假唱能够制造出完美的声音骗局.这种自我盗版、“伪而不劣”的音乐产品,就是中国音乐爱好者的美食,他们享用假唱的陶醉表情,描绘出文化的美妙前景.
值得谈论的另一个例子,是郭敬明的小说抄袭案.法庭经过调查,宣判被告违法,并判处其缴纳罚金和道歉,而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作协在没有要求抄袭者公开认错的前提下,草率吸纳其为会员,并借助媒体大肆宣扬这场“加盟秀”,无异于向世人宣告,者是可以畅通无阻地获得文学荣耀的.尽管郭敬明的才能需要鼓励,但这种反写作伦理的门户开放政策,却使中国作协沦为文化剽窃运动的同谋.
抄袭无疑是严重的诚信问题,但兼具投毒,则是一种更危险的行为.那些被强加于中小学课本的文化毒品,已经成为戕害少儿的事物.教育部要求音乐课学习样板戏,中学语文课本加入余秋雨的散文,《人民日报》刊发《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之文,都是文化掺毒的典型案例.
耐人寻味的是,文化制造业生产的劣品和毒品,并未像毒奶那样面对必要的戒惕.因为文化中毒的症状,总是显示出更为隐蔽而“温和”的特点.它们以补品、营养剂或特效药的面目出现,由此制造更大的欺瞒效应,例如,样板戏唱词和旋律具有通俗性和悦耳性,而余氏散文则充满“历史感”和“煽情性”等等.但那些样板戏散发出的阶级斗争气味、用“眼泪”制造出的伪善文风以及对普世（人类）价值的恶意围剿,正在伤害一代乃至数代人的灵魂,其危害性远甚于三聚氰胺,因为它所制造的后果,并非只是身残,而是更为严重的“脑残”.
“脑残”,这个描述精准的语词,出现于去年的互联网上,成为被广泛运用的文化关 键 词 ,传递出人们对这一文化弊象的焦虑.肾结石患者可以通过B超进行确诊并加以治疗,但文化三聚氰胺所制造的“脑结石”患者,却难以用寻常手法加以确诊.令人不安的是,当“知道分子”的脑残症状比普通人更为严重时,他们又何以医治民众的灵魂疾病?基于“知道分子”的无效性存在以及批判知识分子的严重缺失,医师变得寥若晨星,根本无力承担救治的使命,从而加剧“文化脑结石”的群体性症状,把受害者推入“脑残”的命运.只要观察一下互联网空间的言论,就能对“脑残者”的数量,作出令人悲观的估算.在“文化复兴”的热烈欢呼中,这种幅员广阔的病变,才是最值得世人关注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