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宁的“信使”问题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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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这东西很怪,似乎远非理性主义所能涵括.和朋友到球场看球,全场“黑哨”喊声响彻云霄,便弱弱地问朋友,齐呼“黑哨”有何证据?朋友答,还用证据,你瞧瞧,那裁判长得就像个“黑哨”!前两年电视台有个节目叫《为您服务》,自打每期加入了各种生活中的防骗常识以及对各种骗术的现场模拟之后,收视率陡增,且常演常新,因为的领域与时俱进,从原始到高端,升级的速度比从286到486快得多,搞得广大人民群众一天到晚自学鉴别各种商品真假优劣之方式方法.这说明,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中,信任的缺失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说到文坛,这些年也多牵扯“信任”二字,所谓文坛的信任危机,多半与创作有关,而创作问题又多半与抄袭有关,抄了,还是没抄,这无疑已然成了一个问题!有人说郭敬明是个指标,因为自打郭敬明被判抄袭却拒绝道歉之后,其人气不降反升,先是被收纳进中国作协,作品又上了《人民文学》跟《收获》,再加上网上他那些“不抄爱小四,抄也爱小四”的粉丝一通聒噪,文坛仿佛便就此少了章法,从网上到网下,和抄袭有关的消息一时间不绝于耳,形成“事件”的也不在少数.对于这些真真假假的指控,除却文坛上那些据说一贯以理性冷静著称于世的掌握话语权的人士之外,一般读者甚至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多半是宁可信其有的,这倒不是说大伙非要起哄架秧凑热闹惟恐天下不乱,而是在既有的认知水平下,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人们无法确信一个写书的人就比一个养猪的人更值得信赖.抄了,还是没抄?喂了,还是没喂?都需要一个权威机构抑或权威的专家学者站出来给个说法,这恐怕也是文学发展到今天所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说实话,张翎的《金山》我没看,主要是没时间,再有就是对这类小说题材不是很感兴趣.其实在我还小的时候,觉得能写书的人都不得了,一本书,好几十万字,别说写,抄就得抄多少天!所以,那时候看书,常常是舍不得看完,要是哪天不小心多读了几页就像是寅吃了卯粮,紧着做内心反省.再后来,书开始多了,且矫枉过正到已经完全看不过来的程度,看书于是就只能拣紧要的或者作者熟悉的看.这肯定要挂一漏万,但好在咱原本就不是靠给小说写中心思想吃饭的,错过一本好书就像错过了一只饭碗,对我来说嘛,最多也就像错过了一位美女,遗憾有,但当你晓得这世上的美女绝大多数都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时候,也就释然了.

书多了,就代表咱当下的创作无比繁荣了?未必!能让人不忍释卷、荡气回肠的作品说没有是我黑嘴,但的确不多,尤其是相较于我们这个如火如荼的时代而言.无怪乎柯林伍德认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一方面是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是现代生活独有的问题”呢!而米兰昆德拉则悲观地认为：“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在这种情况下,一部作品即使有那么点儿水平,想要被人记住,也得有中大奖的运气,这,其实也跟写作者普遍浮躁普遍踏不下心来有关,大家都想成功,慢慢来就来不及了,一万年太久?简直是笑话!现在是十年都太久,各种文学奖项逼得人只争朝夕!如此一来,许多作品自然就经不起较真,而许多由一部作品衍生而出的问题和争论也变得越来越经不起推敲.

王小波当年写过篇文章,题目叫《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据说,在那个名为花剌子模的古代中亚国家里,有一个古怪的风俗,凡是能够给国王带去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拔,而凡是给国王带去坏消息的信使则会被送去喂笼子里面的老虎.有关花剌子模信使的说法原本出自坊间野史,可信度存疑,但令王小波感兴趣的显然不是花剌子模的信使到底是升官了还是被捆去喂了老虎,而是在王小波眼里,中国当代文学中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其形象和花剌子模的信使之间倒是很有几分相似之处――“但这不是说他有被吃掉的危险.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最后,他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这时候他就像个花剌子模的信使”.王小波接着说：“假设学者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没错,王小波的假设其实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所谓“好消息”和“坏消息”,看上去泾渭分明,多数时间似乎可被我们准确判断,但难说就没有打眼的时候,就像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唱颂歌一不小心搞成了哭丧,以至于原先预期的“好”效果非但没有坐实,却搞得事与愿违甚至惹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且这麻烦还如江河之水绵延不绝,实在未免得不偿失.对于花剌子模的“信使”而言,他只能选择当个赌徒,既然非此即彼,干脆就选一个自己认为对的,不管三七二十一；但在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可选择的空间其实还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可以把自己先前的结论彻底否定、推翻.这种否定、推翻,不仅可随时随地,甚至可随心所欲,全不考虑其间必要的闪转腾挪与应有的逻辑缜密.

在小说《金山》事件中,把王宁先生比作“信使”似略显不当,因为在“《金山》事件”中,王宁是被有关方面三邀四请出来的“第三方学者”,他的身份本不具有侵犯性.但由于他的“鉴定结论”虽不至于给这一事件盖棺论定,却也关乎指控与辩驳双方的气势消长,于是在他身上便形成了一种新的话语核心.两方已剑拔弩张,他的言行使他势必要站在一方的立场而不得不接受来自另一方的质疑乃至攻讦,这原本是小学生也通晓的道理,而王先生给人的感觉却是猝不及防,继而便慌忙推翻重来,不惜否定自己；继而又高悬“免战牌”,声言“我本人与本案脱离一切干系”.王宁先生既已居于浊滔,却又盼清流之美誉,未免显得掩耳盗铃了.

我的确看到了若干被“鉴定”一方对王宁的诘问和质疑,然而,对于这样一种结果,难道王宁在欣然领命之前就真的没有预想过吗?对此,我是存疑的.王宁先生在其学术领域和教职岗位上多年来风光无限、顺风顺水,或许是过于自负于自己的精力和能力,也或许是塔里高雅有余却未免束缚身手,便羡慕起文坛的喧嚣与世俗来了,只是,他以为这次还会像他上次为那个叫贝拉的“美女作家”摇旗呐喊一样,说了就说了完全不用负责吗?

王宁在“《金山》事件”中的出尔反尔无疑留给了人们无尽的遐想空间,人们想知道的是,到底为什么事隔不到半年的时间,其曾经看上去言之凿凿的“鉴定报告”就被自己给推翻了?而他推翻自己前陈的理由看上去却又难说力道十足.无疑,我们看得出来王宁的“厌战”情绪,还有他的“委屈”.王宁的“委屈”在于,原本说好是匿名的,怎么就被拿去在报刊上发表?而我要问的是,既然“鉴定报告”说好不公开发表,那被发表出来之后,王宁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应有的反应,而是等到将近半年后才提出这个似乎令他无比困扰的问题?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依常理,王宁先生身份显赫,地位尊崇,完全用不着在喧闹如市声、杂乱如酒肆的文坛这池浑水里再忙里偷闲地踏上一脚.作为北京大学曾经的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欧洲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第一带头人和首席导师；现任的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点第一带头人兼首席导师,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外语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等等（不好意思,鉴于王宁先生学术成就斐然、涉猎领域广泛、社会众多,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罗列其相关任职,以下不得不割爱约800多字）,王宁在其学术和教职岗位上已然风光无限、威风八面,还能顺便为文学事业添砖加瓦,实在可敬可佩.说实话,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年少时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等杂志上读到过的王宁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再联系起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小说《“911”生死婚礼》中王宁所扮演的文坛前辈乃至伯乐的角色,对王宁今日与文坛的“亲密接触”便多了几分理解.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金山》事件”中,王宁的身份不是博导和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也不是他不久前刚刚获得的“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而是一名“第三方学者”.那么,何谓“第三方学者”呢?顾名思义,也就是矛盾对立双方之外的“第三方”,你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中立方学者”抑或“独立调查人”等等.但在把所得结论报告提供给公众抑或委托方这件事情上,与“信使”其实是一致的.他给一部分人带去“好消息”,给另一部分人带去的则是不折不扣的“坏消息”,王宁显然从别人的反应中体会到了自己的结论是否受欢迎,于是他又成了一名“花剌子模的信使”.然而,与王小波的推理不同的是,王宁没有在一个结论上孤注一掷,而是提供了两个结论,他用后一个结论把自己的前一个结论给推翻了.

其实,这些年来,在公共事件的处理上,“第三方”的出现已成为一种常态,比如近年来炒得沸沸扬扬的云南“事件”、南京“徐宝宝事件”等都引入了“第三方调查”.而且,说来吊诡,公众似乎更加信任这种在程序上未免略有瑕疵但却能直指“病灶”的“第三方调查”,却少有信任那种“一二三四”的所谓“调查”.但是在“《金山》事件”中,由于王宁的“改口”,无疑让原本可能简单明了的问题变成了一笔糊涂账,其昨是今非所表现出的暧昧,倒使人联想起现实生活中某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法官.

在“《金山》事件”中,笔者孤陋寡闻,至今尚不知有任何乃至疑似的调查机构或人员介入,换句话说,当初王宁孤身领命,作为“第三方学者”PK的是自己的学识和良知,多少有点儿悲壮的意味.王宁此前（刊载于《文学报》等相关媒体）发表的“关于《金山》的评审报告”分三部分：《金山》郑霭龄的《妾的儿女》评审报告、《金山》李群英《残月楼》的评审报告、《金山》余兆昌作品的评审报告,分别做出“中文小说《金山》抄袭了英文小说《妾的儿女》的指控完全属实”、“中文小说《金山》抄袭了英文小说《残月楼》的指控完全属实”及“中文小说《金山》抄袭了余兆昌多部英文小说中内容的指控完全属实”的判断.

而在2011年7月10日的声明中,王宁改口说,那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的不成熟的评审意见,他原以为仅作为各家意见之一种供评判者最后决断时参考,其中的一些有争议的看法完全可以进一步讨论.他说他没有想到那篇报告会被公开,并引起较大争议,并认为这显然违反了学术规范所规定的匿名评审制.

王宁说：“近两个星期以来,我对《金山》一书作了认真的阅读,我特别注意到,在该书的末尾,原作者对自己所参考的所有文学的和非文学的文献都一一注出,我认为,这是严肃的态度.确实,学术上的抄袭和文学创作上的模仿和借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学术上,不管是抄袭文字或观点都不是一个严肃学者所为,对此我对我本人以及我的学生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并十分尊重外审人的意见.哪怕这些意见有90%偏颇,但只要有10%有理就要参照并对自己的论文作出修改.而文学上,则有着诸种复杂的因素,诸如共同的生活经历或大致相同的阅历,作者所受到的另一些作品的影响和启迪,以及取自公共信息的材料等等,只要这些材料经过作者的认真取舍和创造性转化,就不应该被认为是抄袭.”“之前拿到的是《金山》与其他作品的摘录部分,委托者请我审核一下这样的翻译是否忠实.我认为若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看还是基本忠实的.我最近开始认真阅读了张翎的《金山》,发现那十多页的字面雷同和40万字的全书相比而言,并没达到10%,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并不能算是抄袭.”“我也从未认为我本人在很短时间内得出的一家之言是‘权威性’的判断,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英文教师,对于因本人的一家之言被媒体公布所引起的争议和对出版社及作者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我深表遗憾等”

有报道称,王宁当初是经过三个月的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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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有谁故意怀疑王宁是否认真阅读了作品,而是有先例可寻.因为就在几年前,“中国的小说被好莱坞以百万美元购买版权”的消息成了国内多家媒体的大标题.而那部小说就是同样旅居加拿大的贝拉（真名沈蕾）写的《“911”生死婚礼》.据称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董事会已一致决定购买这本小说的电影版权,版税高达102万美元,占中国当年向外输出图书版税的近一半；而且是由全球走红的拍摄了《泰坦尼克号》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他还要到上海实地考察等然而,事后证明,以上所说皆不确实.可是,就为了这些个“不确实”的说法,王宁却写下了一篇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章――《饱含人间真情的悲伤》,为其“鼓与呼”.王宁在文中写道：“我们绝不能仅将其当作作者的自传来阅读,因为她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悲伤,进到一个关心整个人类命运的崇高境界等我从不怀疑,就她的深刻文化和美学底蕴以及巨大的文学创作潜力而言,她确实不低于那些在国内文坛异常活跃、并在读者大众中十分走红的作家,而就其娴熟地运用汉语的高超技能和令人惊叹的想象力而言,她则明显地高于后者.几乎没有哪位当代中国作家像贝拉那样如此地关注人类共同的灾难,并对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此间尤其需要提及的是,据说海外已有22位中美作家联名呼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关注这部小说及其作者等我相信,随着批评界和学术界对流散写作的深入研究,贝拉小说的价值以及她本人的巨大文学创作潜力将越来越显示出来.”

然而,当事实证明有关该作品的种种神话和传说多系炒作之后,我并没有看到王宁先生发表声明来澄清自己言论的失当（也或许我孤陋寡闻目力有限）,更不要说否定、推翻自己.我十分怀疑,对于当年贝拉的那些小说,王宁是否认真阅读了.而作为国内与英语国家交流较为广泛的学人之一,那些如此明显的破绽,难道王宁就没有发现继而为此求证一下吗?还是另有什么隐情?

说来有意思的是,当年的那个贝拉和此次“《金山》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张翎女士,都是来自加拿大的所谓华裔“流散作家”,不知道王宁先生何以与加拿大华裔文学创作有如此剪不断的渊源.

虽然“《金山》事件”发展至今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结论和确实的说法,但由于一段时间以来的关注,我却从中增长了不少见识.比如我原先并没有注意到,海外的华裔文学创作基本上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国外出生成长起来的华人,他们从小受国外文化熏陶,只习惯用所在国语言写作,这也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我们并不熟悉；另一种是成年后从国内移民出去的,以汉语写作为主,作品主要在国内出版并发表在国内的文学刊物上.前者基本上都是移民后代,不懂汉字甚至连汉语都不会说；后者多半是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也多半是在国内就开始写作,之所以到国外有如脱胎换骨,除了距离效应外,我以为和国外独特的生活经历与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有关,那种感觉对一个人往往具有“启示”作用（当然和抄袭没有关系）,如同当初“被放逐”的基督山伯爵和牛虻.

海明威在巴黎写作,用的是英语,写的是和美国有关的人和事.在巴黎写作的外国人很多,但改用法语写作的并不多,我印象中那些叫得出名姓的作家基本都是以母语作为他们创作的语言.所以,在国外用汉语写作恐怕是海外华裔文学创作的常态,更何况汉语难学据说是全世界共识的,尤其相较于英语而言.一个是26个字母,一个是成千上万个汉字；即使是拿汉字的偏旁部首来比较也是如此,汉字有215个部首,比起26来,也多了近10倍.王宁对英语的熟悉程度毋须赘言,对汉语的把握,以对贝拉小说的推崇来看,在国内大学教授中也不多见,还希望其能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多做事,做好事.做“信使”,不做“花剌子模的信使”,只要是正确的,就如实相告,那么多人,那么多脸色,要看,看得过来吗?

在“《金山》事件”中,还有一个细节,觉得有必要提及.张翎女士虽远在加拿大,但却是北京作协的签约作家,据报载,北京作协曾给她写了一封“集体安慰信”,信中称：“你遭人无端污蔑之事作协已尽知,还望你放宽心,勿因此等人伤心伤身.自古以来,文人相轻,因嫉妒而生仇恨者不知凡几.即以北京作协这方寸之地,亦有多位作家先后被人诬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足为奇.我们谈论此事时有玩笑语奉上,聊为解颐：一个作家成功的标志是‘三上’――被盗版盯上,被同性恨上,被异性看上等”

我感兴趣的是所谓一个作家成功的标志是“三上”一说――“被盗版盯上,被同性恨上,被异性看上”――说实话,这话说得还颇有些意思,只是不够严谨.被盗版盯上的人,未必都是成功者,盗版者要盗的自然是赚钱、好卖的书,也有不好大大方方出版的书.至于被盗版者不屑一顾的书,经验证明往往价值更大；而被同性恨上嘛,我其实觉得跟写不写东西关系不大,不要说写东西,你就是磨豆腐磨得好也难免会被同性恨上.倒是这被“异性看上”,我以为还算靠谱,只是时间段搞错了,那应该说的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作家远比现在有人追有人爱.现在嘛,至少我身边熟悉的一些作家,活得都难说浪漫,好不容易弄俩钱,也掰着指头算着花,光指着异性粉丝倒追,还真把作家混同于演艺圈明星啦!或者以为作家这行当也像揪出来的贪官,95％有男女作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