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大讨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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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从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如今的“科学发展”,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强国富民的道路,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使世界为之刮目相看.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本刊记者专程赴京拜访了原国家副署长、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王强华同志,这位曾经组稿并参与编辑发表那篇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老新闻工作者,提起30年前的那段往事,百感交集.他对记者说：“守望今天的安定幸福生活,愈发感受30年前小平同志亲自领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及由此开创的改革开放意义的重大和深远.”

大背景：“拨乱反正”

遭遇两个“凡是”

粉碎“”后,提出要深入揭批林彪、“”在“”10年中的罪行,肃清其影响和流毒.各行各业根据党的部署,开展起拨乱反正的工作.然而,不久人们就发现要与过去“决裂”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指定的接班人与此同时提出了两个“凡是”.

王老告诉记者,据他所知,两个“凡是”前后有三种提法.

“两个‘凡是’最早版本是这样的.”王强华翻出《年谱》指给记者看,念道：“1976年10月6日粉碎‘’,1976年10月26日,在听取宣传口负责人汇报时说,凡是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件要避开,要集中批‘’,连带批邓.”

“1977年1月,又提出：凡是的决策我们都要支持,凡是有损形象的我们都要制止.”

而正式版的“两个凡是”则是于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二七社论”中提到的：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因为有了两个“凡是”,人们在揭批“”中某些明显错误的事情、错误的问题时,往往由于被说成是的指示,或者经圈阅、批示过的而没法深入下去.

比如,粉碎“”后不久,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不同场合呼吁早日出来工作.1977年,陈云等又提出让同志重新参加党工作.但因为有两个“凡是”作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定的”,小平复出遇到了阻力.

“人们逐渐认识到,如果仅仅停留在各行各业具体事件、问题上拨乱反正,不从根本上也即基本理论上拨乱反正,这项工作很难‘拨’得清楚,‘反’得彻底.”回忆中国改革“前夜”那场特殊的思想交锋,王老感慨万分.

南京理论研讨会上,

王强华向胡福明约稿

1977年7月下旬,为了澄清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准确地、完整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南京地区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理论座谈会.

“这是粉碎‘’以后的第一次理论界的盛会.”王强华介绍道,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大学和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等40个单位的200多名理论工作者或代表参加了会议.当时,担任光明日报社理论部哲学组组长、《哲学》专刊主编的他也应邀出席了该会.

虽然31年过去了,但王强华至今还记得那次会议的许多细节.正是那次会议,让他的名字有幸与一件伟大的事件――“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了联系：

在那次会议的讨论中,一个叫胡福明的青年教师引起了王强华的注意.

王强华回忆说：“今天,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已成为共识,‘生产力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在当时,受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许多人并没有这样的认识.那天,胡福明的发言针对林彪、‘’时期将‘唯生产力论’当作‘修正主义的理论’来批判,认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年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批判马克思主义.谁知,就在胡福明刚发言完,立刻有两三位与会人员起来反驳他的观点.这样,一场旨在深入批判“”的讨论会骤然变成了与会人员之间的争论.主持人为控制场面,马上宣布休会.”

休会期间,王强华主动找到了胡福明,向他介绍了以前参加过和北京地区理论讨论会的情况,并肯定了他的发言立论,告之北京有些知名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

从胡福明的发言和与其短暂的交谈中,王强华看出他是个思想解放、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观点的人,而且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便动了向他约稿的念头.讨论会结束后,王强华把这次到南京来的组稿意图,即物色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拨乱反正撰写文章告诉了胡福明,希望胡能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篇这样的专稿.胡欣然接受.

杨西光慧眼识珠,“真理标准”一文剑指两个“凡是”

《光明日报》是一份在当时思想理论领域和知识分子中间极有影响的报纸,所以,接受王强华的约稿后,胡福明很慎重,他认真梳理了自己的思路,于1977年9月,将写好的两篇稿件寄给了王强华.

其时,王强华正连续在华东、西北出差.直到是年12月下旬回报社,才看到胡福明的两篇稿件：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另一篇是批的“女人也是生产力”谬论的稿件.

作为《哲学》专刊的负责人,王强华认为批的那篇不适合在专刊上用,决定退稿.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尽管理论部的其他同志觉得写得过于纯理论化了,引的革命导师的话较多,但他认为该文抓的问题重要,面对“”中林彪、“”散布的现代迷信,有很强的针对性,符合报社的组稿意图,是一篇好文章,决定留用.

经过初步编辑,删掉了一些意思重复的内容后,1978年1月14日,王强华签字发排了此稿.随后,寄了两份小样给胡福明,并附信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的副作用.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胡福明又按王强华的建议对文章作了多处修改.1978年3月13日,王给胡的信中写道：“您的文章,基本上已定稿,但现在看来,联系实际方面的内容较少等为了使文章更加(具有)战斗性,请适当增加些联系实际部分.由于‘’多年来抓住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从概念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的话加上.”

1978年4月初,经光明日报社分管理论部的领导小组成员马沛文审阅同意,5次修改后的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准备安排在4月11日的《哲学》专刊上以头条位置刊出.

对于王强华来说,毋庸置疑,这是一篇有分量的理论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后来被再度修改提升,成为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后解放思想的先锋之作,并引出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则是王强华始料未及的.

当刊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的《哲学》清样交总编辑杨西光最后审阅付印时,这位具有丰富革命经验和政治洞察力的老干部一下子抓住了文章的价值核心.他让秘书把王强华找去,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该文重要,放在《哲学》专刊发表可惜了,应在报纸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二是要对该文做进一步修改,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做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进一步触及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理论和思想路线上来批评、阐述.

说来也巧,此时的胡福明正好在北京参加一个全国哲学讨论会.4月13日,杨西光在接到王强华情况汇报后,当即决定开会研究文章的修改.

当晚,在杨西光的办公室,杨西光、胡福明、马沛文、党校的孙长江以及王强华聚集一起,讨论文章的修改.

采访中,王老告诉记者,由于那次会议是杨西光临时决定召开的,又是内部几个人的小会,当时没有正式记录.因此,会上谈了哪些具体问题,怎么谈的,已无案可查,成为一件憾事.所幸的是,做过几年记者的他有个随身带本笔记本的习惯,所以,那晚,他在笔记本上时不时地将一些认为特别重要的话都记了下来.

说到这时,王老走进书房拿出那本珍藏30多年但依然保存完整的笔记本翻给记者看,他告诉记者当时杨西光提出了文章要针对两个“凡是”,记者看到在提纲挈领的记录中,有“两个‘凡是’”的字样,还有“完整、准确思想体系”等字样.

王老说,当时“完整、准确学习和运用思想体系”的提法在报刊上已有宣传,但要批两个“凡是”的提法,据他所知报刊上还没有提出.

党校参与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开发表

按临时会议讨论的基调,胡福明和《光明日报》的同志又多次修改了这篇文章.王强华说,《光明日报》对此稿的历次修改都有留存,拿1978年4月20日的那次修改看,行文已针对两个“凡是”：“他们(指革命导师)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后来杨西光为慎重起见,在后一次修改稿中,又把这两句话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言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所有结论都不能改变”.另外,将文章标题《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内容也对“唯一”作了相关阐述.

就在《光明日报》紧锣密鼓之时,主持的党校,其理论研究室也在写同类题目的文章,准备在其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杨西光得悉后,便将前后9次修改的文章派专人送到党校吴江处,请他们帮助再作修改.并双方约定,由《理论动态》提前一天发表,《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

1978年5月11日,又经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孙长江等人的修改,这篇最后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著名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后的第二天,终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

当晚,新华社据此发了统稿,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