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终极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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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德终极标准是由若干标准构成的道德标准体系：一个总标准和两个分标准.总标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循的道德终极标准：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分标准：(1)在人们利益不发生冲突而可以两全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亦即所谓的帕累托标准：无害一人地增加利益总量；(2)在人们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亦即“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说到底,亦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标准.

[关 键 词 ]道德目的；道德特殊目的；道德普遍目的；道德终极目的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7-0003-04

一、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句话到底对不对,要看养猫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养猫的目的只是为了解闷,那么,能抓耗子的猫就未必是好猫,而只有模样漂亮、善解人意的猫才是好猫.反之,如果养猫的目的就是抓耗子,那么,模样漂亮的猫就未必是好猫,而只有能抓住耗子才是好猫.这就是说,人的活动目的,是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之有无、大小和正负的唯一标准.

每个人的目的是评价他的行为价值之标准,却不是衡量他的行为的道德价值之标准.衡量每个人行为的道德价值的标准是道德目的.道德目的是产生和推导一切道德规范的标准,是衡量一切行为道德善恶的标准.

不过,道德目的分为道德特殊目的与道德普遍目的.道德特殊目的无疑仅仅能够产生和推导出某些道德规范,而不可能产生和推导出一切道德规范；只可能衡量某些行为之善恶和某些道德之优劣,而不可能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这样,道德特殊目的便不可能是道德终极标准.因为道德终极标准乃是产生和推导出一切道德规范的道德标准,是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的道德标准.举例说：

许多社会都曾处于这样的阶段：所提供的食品不足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为了避免所有的人都被饿死,这些社会所制定和奉行的道德规则不尽相同.爱斯基摩人的规则是将一部分女婴和年老体衰的老人置于雪地活活冻死.巴西的雅纳马莫人的规则是杀死或饿死女婴,并在男人之间不断进行流血的战斗.这些社会制定的这些特殊道德规范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所有的人被饿死.显然,“避免所有的人被饿死”这个道德的特殊目的,只能够产生和推导出诸如此类、极其有限的道德规范,而不可能产生和推导出一切道德规范；只能够衡量诸如此类极其有限的行为之善恶和诸如此类极其有限的道德规范之优劣,而不可能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

道德特殊目的不可能是道德终极标准,这意味着：道德终极标准只能是道德普遍目的.不难看出,道德普遍目的分为直接的普遍目的与最终的普遍目的(亦即道德终极目的).道德最终的普遍目的或道德终极目的,无疑是增进每个人利益；而道德直接的普遍目的,大体讲来,则是“一总六分”：一个总目的,亦即保障人类社会和利益共同体之存在发展；六个分目的,亦即“经济”之发展、“文化产业”之繁荣、“人际交往”之自由安全、“法”和“政治”之优良以及增进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利益.然而,我们知道,道德终极标准只能是增进人类利益,而不可能是增进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共同利益.因此,道德终极标准便不可能是道德的直接的普遍目的,而只能是道德最终的普遍目的,亦即道德终极目的,说到底,亦即增进每个人利益.更准确些说,道德终极标准则应该量化为：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因为任何标准之为标准都必须是一种可以量化的东西.所以,道德终极标准并非全等于道德终极目的,道德终极标准乃是道德终极目的之量化.

“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也就是“增减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因为每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同.个人利益属于自我范畴,因而与社会利益既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有利社会却可能有害自我；有利自我却可能有害社会.反之,每个人利益则属于社会范畴,因而与社会利益必定完全一致：凡是有利(或有害)社会的,显然必定有利(或有害)每个自我；凡是有利(或有害)每个自我的,必定有利(或有害)社会.这样,“增减全社会利益总量”与“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是完全吻合一致的：“增减全社会利益总量”就是“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反之亦然.因此,道德终极标准也可以归结为：“增减全社会――亦即保障经济之发展、文化产业之繁荣、人际交往之自由安全、法之优良、政治之优良――和每个人利益总量”

当然,道德终极标准的最确切的表述是：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但是,这一表述仅适合于衡量每个人的行为之善恶,而不是一个社会所奉行的道德之优劣.因为与一个社会所奉行的道德不同,每个人的一时一事之行为,一般说来,不可能一一涉及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和政治各个方面.反之,一个社会所奉行的道德,却必然同时作用于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和政治等一切方面.所以,具体衡量一个社会所奉行的道德之优劣的道德终极标准,则应该是：增减社会――亦即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政治――和每个人利益总量.这就是说,评价某种道德优劣,只应看它对全社会――亦即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法、政治――和每个人利益总量的效用如何.

于是,一方面,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是评价一切行为善恶的终极标准.这就是说,评价行为是否道德,只能看它对每个人利益的效用如何：凡是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的行为,不论它的品德境界如何不理想,不完善,也都是应该的、道德的；凡是减少每个人利益总量的行为,不论它的品德境界多么理想、完善,也都是不应该、不道德的.就拿被我们多年来一直批判的“为己利他”来说.这种行为确实不够高尚,甚至如冯友兰和康德所说,是一种巧于算账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显然只能增进而决不会减少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因而便是应该的、道德的行为.反之,再没有比“自我牺牲”更高尚的行为了.然而,恐怕无人否认：这种行为只是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才是应该的、道德的；而在利益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则是不应该、不道德的.原因何在岂不就是因为在利益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自我牺牲减少了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1]

另一方面,增减每个人的利益总量是评价一切道德优劣的终极标准.这就是说,评价某种道德优劣,决不能看它本身如何,而只能看它对每个人利益的效用如何：哪种道德对人的和自由侵犯最少、促进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速度最快、保障人际交往的自由和安全的系数最大、使法和政治最优良、最终增进每个人利益最多、给予每个人的利与害的比值最大,哪种道德便最优良；反之,则最恶劣.

总而言之,“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是衡量一切行为之善恶和一切道德之优劣的道德终极标准,更确切些说,是道德终极总标准.因为这一标准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表现,从而衍生出四个道德终极分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无私利他标准和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标准.下面,我们就从道德终极总标准出发,逐一推演这四个道德终极分标准.

二、应该轧死谁

今日西方伦理学界十分流行所谓“电车”的理想实验：一辆失控的飞驰而来的电车,如果不驶向左面的铁道轧死一个人,就必定要驶向右面的铁道轧死5个人.电车的司机应该驶向哪一条铁道显然应该驶向左面的铁道轧死一个人,而避免驶向右面的铁道轧死5个人.可是,究竟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这样做符合“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然而,究竟何谓“最大利益净余额”

原来,“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虽然是衡量一切行为是否道德和一切道德是否优良的道德终极标准.但是,在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增进一些人的利益,就必然减少另一些人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而只可能增进利益净余额――增进与减少之余额,叫作利益净余额――如果增进的利益少于减少的利益,便是减少了利益净余额；如果增进的利益多于减少的利益,便是增进了利益净余额.

粗略看来,“增减利益净余额”无疑是解决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增进利益净余额的行为和道德,就是善的行为和优良道德；减少利益净余额的行为和道德就是恶的行为和恶劣道德.其实不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真正讲来,应该最小地减少不得不减少的利益,而最大地增进可能增进的利益,从而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最大利益净余额是解决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举例说,在董存瑞托包炸敌人碉堡的情况下――亦即在只能由人去托包炸敌人碉堡的情况下――不论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托包炸碉堡,都增进了利益净余额.因为用一个人或两个人的生命换来更多人的生存,都是增进了利益净余额,而不是减少了利益净余额.但是,显然不应两个人而只应该一个人托包.理由就是：牺牲一个人符合最小地减少不得不减少的利益；而牺牲两个人则不符合最小地减少不得不减少的利益.所以,在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道德终极标准“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便具体化为“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是在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衡量一切行为是否道德和一切道德是否优良的道德终极标准.[2]

不难看出,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具有正与反或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内容.正的或积极方面,是在增进一方利益同时必定减少另一方利益的情况下的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可以概括为“两利相权,取其重”,应该选择最大的利益而牺牲较小的利益.“最大利益净余额”的反的或消极的方面,是在不可避免要遭遇到两种以上的损害情况下的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可以概括为“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最小的损害而避免更大的损害.电车司机之所以应该驶向左面的铁道轧死一个人而避免驶向右面的铁道轧死5个人,就是因为这样做,是选择最小的损害而避免更大的损害,从而最大地增进了利益净余额.

可见,所谓“最大利益净余额”,便是在利益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选择最小损害而避免更大损害或选择最大利益而牺牲最小利益,便是最小地减少不得不减少的利益或最大地增进可能增进的利益,从而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3]

这一标准不但是解决人们相互间的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也是解决自我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它是解决一切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举例说,我既想放纵,尽情玩乐,又想健康长寿.二者不可得兼,怎么办我们都知道,应该选择健康长寿,节制玩乐.可是,理由何在无非是因为,健康长寿的利益大于尽情玩乐的利益,选择健康长寿而牺牲尽情玩乐,符合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乃是解决一切利益冲突――不论是他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还是己他之间的利益冲突,抑或自我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因而也就不能不因利益冲突的类型不同而有不同表现,其最为基本的表现形式,无疑是所谓“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

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不妨借用那个稍加改动的失控电车理想实验来说明.假设这辆飞驰而来的失控电车,如果驶向左面铁道,将轧死5个人；如果驶向右面铁道,将轧死一个人；如果驶向中间铁道,将轧死两个人.那么,司机应该将它驶向哪个铁道显然应该驶向右面铁道,压轧一个人而避免轧死5个人或两个人.可是,这样做的道理究竟何在

这是因为,在他人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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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标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乃是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在他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情况下的体现,是解决他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是解决他人之间利益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这个标准,原本为边沁所确立,但其最早的表述者,当推赫起逊.他曾这样写道：“德行是善的量与享受的人数的乘积.同样,道德的恶或罪,则视不幸的程度以及受损者之数目而定.所以,凡产生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的行为,便是最好的行为；反之,便是最坏的行为.”[4]

“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标准,不但是解决他人利益冲突的“最大利益净余额”之道德终极分标准的体现,而且也是“增减每个人利益”之道德终极总标准的体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是解决利益冲突的近似的道德终极总标准.因为在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无疑只有增进最大多数人利益和减少最少数人利益,才最接近符合“增进每个人利益”：增加最大多数人利益,比增加最少数人利益,更接近增加每个人利益；减少最大多数人利益,比减少少数人利益,更接近减少每个人利益.

不过,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既然是两个标准――亦即最大利益净余额和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在利益冲突情况下的具体体现,那么,它就蕴涵着两个标准发生矛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表现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可能不是最大利益；最大利益可能是少数人利益.这样一来,如果保全少数人利益而牺牲最大多数人利益,便可能得到最大利益净余额；反之,如果保全最大多数人利益而牺牲少数人利益,便绝不可能得到最大利益净余额.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牺牲最大多数人利益而保全少数人利益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标准的名称就是不确切的了,而应该更名为“最大利益”或“最大幸福”标准了.这就是诱使边沁把赫起逊的“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标准更名为“最大幸福”标准的陷阱.就此,蒙塔古曾这样写道：“边沁有时把他的原理说成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有时又简单地说成是最大幸福的原理,最后他还是倾向于选用后一个公式.等这种最大量幸福可能是少数人所享受的集中幸福,而不是多数人所享受的分散的幸福.在抽象的意义上,他会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他之所以不谈最大多数人,似乎就是受到这一抽象可能性的影响.”[5]

那么,果真可以像边沁那样,把“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标准更改为“最大幸福”标准吗如果像边沁所说的那样,最大幸福是保全少数人的集中的利益而牺牲多数人的分散的利益,那么,应该保全少数人的集中的利益而牺牲多数人的分散的利益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任何道德标准――“最大利益净余额”也不例外――与道德终极总标准发生冲突,都应该服从道德终极总标准.道德终极总标准“增减每个人利益总量”的关 键 词 ,乃是“每个人”,而不是“利益总量”.因为它与“最大利益净余额”诸道德终极分标准的区别,显然是“每个人”,而不是“利益总量”.因此,如果增进每个人利益,即使比增进一些人的利益而减少另一些人的利益,就利益总量来说少得多,那么,按照道德终极总标准,也应该增进每个人利益,而不应该增进一些人的利益、减少另一些人的利益,以求得最大利益净余额.因为道德目的、道德终极标准乃是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而并不是最大利益净余额,也不是增进大多数人利益总量；最大利益净余额和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不过是在利益冲突因而不可能增进每个人利益情况下的无奈的选择罢了.这样,增进一些人利益而减少另一些人利益,不论如何能够增进利益总量,不论如何符合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也都只有在不可能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的情况下――亦即在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而在可能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的情况下――亦即在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则不论增进每个人利益所造成的利益净余额是如何小,不论增进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减少另一部分人利益会达到何等巨大的利益净余额,也都只有增进每个人利益才是正当的.于是,在利益发生冲突时,即使增进少数人利益比增进最大多数人利益,更能够增进利益总量,更能够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也不应该增进少数人利益而牺牲最大多数人利益.所以,在解决利益冲突时,道德终极总标准对于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也就是说,在他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根据道德终极总标准,保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利益,尔后,才应该根据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保全最大利益而牺牲最小利益,从而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因此,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也应这样.举例说：如果最大多数一方的人数是51%,就应该保全这51%人的利益而牺牲49%的人的利益；即使相反的选择会达到更大的、最大的利益净余额,也应这样.只有在冲突双方的人数都是50%的情况下,保全哪一方的利益净余额最大,才应该保全那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但是,这些情况无疑统统都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按照常规,道德终极总标准与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总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按照常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无疑都是最大利益；最少数人的利益,无疑都是最小的利益.因而只要保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的利益,就能够得到最大利益净余额：最大利益净余额与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是一致的.

三、难住了自己的理想实验

美国当代伦理学家哈曼曾设计两个著名的理想实验.一个理想实验是这样设计的：一个医生,如果把极其有限的医药资源用来治疗一个重病人,另外5个病人就必死无疑；如果用来救活这5个病人,那个重病人就必死无疑.医生显然应该救活5人而让那一个重病人死亡.另一个理想实验是这样的.有5个分别患有心脏病、肾病、肺病、肝病、胃病的人和一个健康人.这5个病人如果不进行器官移植,就必死无疑；如果杀死那个健康人,把他的这些器官分别移植于这5个病人身上,这5个病人就一定能活命,而且会非常健康.医生应该怎么办显然不应该杀死那一个健康人而救活这5个人.[6]问题恰恰就在于：为什么第一个案例应该为救活5人而牺牲1人,第二个案例却不应该为救活5人而牺牲1人哈曼自己也答不上来：这个问题难住了他自己,也一直令中西学者困惑不已.

原来,“最大利益净余额”仅仅是利益冲突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仅仅是道德终极总标准“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在利益冲突情况下的体现；而在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下,道德终极总标准则具体化为“不损害任何人地增加利益总量”或“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标准.因此,在人们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下,也就只有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亦即使每个人的境况变好或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行为,才符合“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总标准,因而才是应该的、道德的；反之,如果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而牺牲最少数人最小利益或为了社会和他人利益而牺牲自我利益,那么,不论这样做可以使利益净余额达到多么巨大的、最大的程度,不论这样做可以给最大多数人造成多么巨大的、最大的幸福,便都违背了“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总标准,因而便都是不应该、不道德的.

举例说,假设损害一小撮人,某国家就会突飞猛进,从而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极为巨大的幸福,使利益净余额达到最大限度.反之,如果不损害一小撮人,该国家最大多数人也并不会受到任何损害,但该国家却会发展较慢,从而最大多数人得不到最大幸福、利益净余额达不到最大限度.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才是道德的如果选择前者,损害一小撮人而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那么,既不符合“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总标准,更不符合利益不相冲突情况下的“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分标准,因而是不道德的.只有选择后者,不损害任何人,即使该国家因此而发展缓慢,也符合“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之道德终极总标准,符合利益不相冲突情况下的“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道德终极分标准,因而是道德的.

据此观之,便不难发现哈曼那两个理想实验的奥妙了.在第一个理想实验中,5个人与1个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保全5个人的利益必定损害那一个人的利益,5个人要活命必定导致那一个人死；反之亦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救活5人而让那一个重病人死亡,符合利益冲突时的道德终极标准――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和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因而是道德的.反之,在第二个理想实验中,5个病人与1个健康人的利益并没有发生冲突,保全这个健康人的利益和性命,并没有损害那5个病人的利益和性命；这个健康人的利益和性命并不是用这5个病人的利益和性命换来的.因为并不是那个健康人要活命,就必定导致那5个病人的死；也不是那5个病人的死亡,才换来了那个健康人的活命.那5个人的死亡是他们的疾病所致,而与那一个健康人的活命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这种利益不相冲突的情况下,医生如果为救活5个病人而杀死那一个健康人,虽然符合利益冲突时的道德终极标准(亦即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标准和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却违背了利益不相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因而是不道德的、不应该的.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理想实验应该为救活5人而牺牲1人,第二个理想实验却不应该为救活5人而牺牲1人的缘故.

可见,“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乃是道德终极总标准“增进每个人利益总量”在利益不相冲突情况下的体现,是利益不相冲突的道德终极标准.最早提出这一标准的,恐怕是孟子.他将这一标准概括为一句话：“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7]但是,真正确证这一标准的,并非伦理学家,而是经济学家帕累托,因而被称为“帕累托标准”(Pareto Criterion)或“帕累托最优状态”(Pareto Optimum).对于这一标准或状态,帕累托这样写道：

“我们看到,要取得一个集体的福利最大化,有两个问题待解决.如某些分配的标准为既定,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标准去考察哪些状态将给集体的各个人带来最大可能的福利.让我们来考虑任何一种特定状态,并设想作出一个与各种关系不相矛盾抵触的极小变动.假如这样做了,所有各个人的福利均增加了,显然这种新状态对他们每个人是更为有利；相反的,如各个人的福利均减少了,这就是不利.有些人的福利仍旧不变亦不影响这些结论.但是,另一方面,如这个小变动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并使别的人福利减少,这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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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乃是这样一种状态：当该状态没有一种改变能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好而又不使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坏.这一状态之所以为最优状态的依据,则是所谓的“帕累托标准”：应该使每个人的境况变好或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简言之,应该至少不损害一个人地增加社会的利益总量：无害一人地增进利益总量.

这恐怕是新福利经济学大师帕累托高明于旧福利经济学大师庇古的根本之处.庇古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亦即一个人的财富越多,其边际效用越小――得出著明的“收入应该均等化”的结论：“假如有一个富人和十个穷人.从富人手里拿出一镑钱,并把它给予第一个穷人,总满足量就增加了.但是富人还是比第二个穷人富.所以,再转移一镑钱给第二个穷人,就又增加了总满足量.如此转移,直到原来的富人不比其他任何人富裕为止.”[9]庇古的错误,显然在于夸大“最大利益净余额标准”,不懂得这个标准仅仅是利益冲突不能两全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却误以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能增进社会的利益净余额,都是应该的、道德的.反之,帕累托则确立了利益不相冲突情况下的道德终极标准：应该至少不损害一个人地增加社会的利益总量――如果损害了哪怕是仅仅一个人的利益,则不论增进了何等巨大的利益净余额,也都是不应该、不道德的.

(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