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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社会中间阶层,教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中间阶层大多出身于更低的社会阶层,通过接受良好的社会教育获得文化资本,继而取得较高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从而实现社会流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分析,在中等收入者当中,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占48.6%,大学本科占26.3%.因此,教育应是培育社会中间阶层的基础,是大多数人改变自身经济地位和获得声望的一种工具.由于文化资本有复制和传递的功能,当这些“教育证书的持有者”越来越多时, 他们的资源和势力将使高地位阶层和贫困阶层成为少数, 并能左右学校教育的资源和政策,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也就随之产生了.
不过,在培育社会中间阶层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目前的中国社会,尽管有许多人视自己为社会中间阶层, 其实这只是一种幻觉,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还远未成型.因为,社会中间阶层不仅仅指收入上达到一定的数额, 更重要的是自身所具有能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 还有相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
其次,社会中间阶层目前还有着很强的流动性,没有形成一个稳定而固化的群体基础.由于白领阶层与中间阶层有着高度的重叠,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该群体来发现这一问题.中国教育的扩展,尤其是面向白领职业的各级各类教育的扩展,为白领阶层队伍的扩大广开源流.然而,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和管理模式更新较快,新的白领职业为之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不同位置的相对重要性也不断发生变化,因而白领职业阶层实际上成为整个社会阶层体系中最不稳定、最缺少结构化的一个阶层,白领阶层内部的分化也在随时发生.
教育的功能,可以使个人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背景因素.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了人们文化资本的获得,从而影响到他在社会分层中所处的位置.那么,要解决培育社会中间阶层所遇到的问题,使其作为一个较为固定的形态稳定下来,就需要利用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功能.
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与社会出身、家庭培养密切相关,文化资本总是被烙上最初获得状态的印痕,即使那些在某个阶段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他们也能依靠历代积淀的文化资本获得发展的动力.如从年龄上看,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雏形人群一般分布在30―50岁,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尽管每个家庭都经历了这场政治运动的洗礼,但文化资本的传承在每个家庭中都没有停止.那些被划分为不好的阶层,一部分是旧体制下的传统精英,像地主、富农、资本家；一部分是新社会中的教育精英,像分子,他们却都是文化资本的拥有者,或在旧社会饱读诗书.因此,随着的结束,这种资本也迅速地发挥其本应发挥的作用.
不过,家庭文化资本的传承因每个家庭的不同而各异.在那些文化资本相对较少的家庭中,个人要想向上流动,首先要逾越一道客观存在的文化屏障,所以这需要他们更加强烈的成就动机,需要他们试图改变命运所激发的原动力,当然更重要的是,是否能够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实现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
因而,教育,确切地说是高等教育保护了那些出生在上层家庭中人的特权,同时也为那些来自下层的人们跃居高位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当代社会中间阶层的形成过程中,文化资本的获得不仅来自家庭的传承,同样来自借助于自身的成就动机而实现的社会流动.同时,一旦进入社会中间阶层的行列,他们还会不断接受教育以保持自己在文化资本占有上的优势.
在中国, 具备这样条件者还不足以以社会中间阶层自居, 因为他们为数不多, 暂时构不成一个完整的阶层.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难以形成呢 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重,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存在一个“总体性精英阶层”,他们垄断了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 掠取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 原本应被社会中间阶层占有的资源, 现在被“总体性精英阶层”利用资本垄断和政策垄断的力量所占有,而这其中也包括了教育资源.就目前的趋势来看, 维持“总体性精英阶层”的规模和边界, 形成相应的封闭性, 是这个阶层的重要目标.而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 不仅在农村, 而且部分城市人都将被抛进贫困人口之中.
要有效地控制这一现象的蔓延,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但令人担忧的是,在教育方面,国家并没有承担起应当承担的角色,甚至在起着相反的作用.尽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为人们赢得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的提升,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在一个还不富裕的社会, 教育作为成本的投入, 已经成为每个家庭中最沉重的“包袱”, 从小学到大学, 如果顺利的话, 一位孩子的教育费用基本占了全部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 甚至还多.
据调查,1994-2004十年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还不到4倍,而《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显示,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255元.贫困地区家庭一般是供养不起孩子上大学的, 那么, 他们的孩子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劳动, 获取低的劳动报酬.
另外,从1999年到2004年间,我国高校招生开始以每年20％的幅度增长；去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５０４万人,是１９９８年的４．７倍,高校毛入学率已达２１％；在校生由１９９８年的６４３万人上升到２３００万人.而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却每况愈下.据教育部统计,2003年本科院校就业率为70%；2004年本科院校的初次就业率为61.3%；2005年本科院校就业率为70%.
不论城市抑或乡村,越来越多经济相对困难家庭,必须在经济成本、时间成本与回报收益上做出自己的权衡.也就是说,这些家庭是否足以负担起教育的时间成本和先期投资,成为了他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当成本高出了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或者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巨大风险,家庭就可能提前终止其教育投资.原来那些砸锅卖铁供孩子念书的景象,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
实际上,激发这一轮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的突现.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经济的发展,会带动各方面的增长,同时也可以消化掉因此而生发出的很多东西,这其中就包括了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长；另一方面,教育经济成本的上涨,也同样应当遵循客观的经济条件.
中国社会所不正常的：人为的大量扩招,导致教育在整个有机体中突现,而经济的发展所能够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远远赶不上教育上的跃进,从而使得毕业生就业水平不断下滑；另一方面,教育产业化使得先期所需经济投资迅速上涨,高额成本使贫困家庭难以维系.教育最终脱离了经济的正常运转轨道.
毕竟,教育的一大功用,即精英阶层的生产.固有的教育进阶,是掌权知识精英为后来者提供的常规路径.当你经过层层筛选之后,才能够拿到他们颁发的入场券,才有资格进入下一轮的竞争.一条无数人走过的常规路径,是每一位家长可以预知自己孩子未来的最可靠选择,即使它真的不是最优之选.
可以看出,教育的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影响到了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培育,而作为教育政策,效果的显现尚需要一个时间周期.因此,相关政策的调整已迫在眉睫,需要国家对于教育的计划、支持和调控真正有利于大众阶层的社会流动.
相关链接：
1、《环球》杂志专题：《全球中产生活调查》,《环球》2007.6.省略2007.5.23
3、陆学艺、谢寿光：《阶层收入差距与和谐社会》,搜狐评论,2006-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