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燕赵地区的社会对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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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朔一带成为北方各民族汇聚之地,天宝时期,河北道的农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了唐朝全国的粮仓,最富庶的地方.河北粮食产量为全国的五分之一,唐代文学汲取了燕赵文学词义贞刚,豪迈阔大,情感浓郁等气质风格,便使得唐诗在形式华美的基础上又充实了内容和情感.

【关 键 词】燕赵地区,社会发展,文化品格

燕赵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远古时期,就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聚居之地.自原始社会开始,这里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据《史记》记载,黄帝和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阪泉和涿鹿在今河北北部.春秋战国时期,燕、赵成为独立的诸侯国,《诗经》有反映河北地区风土人情的篇章,《邶风》、《卫风》等.汉乐府的燕赵民歌有《战城南》、《上邪》、《有所思》、《陌上桑》、《饮马长城窟》、《孤儿行》等.燕赵之地,山高水长,东临渤海,西拥太行,西北燕山环绕,以黄河、海河、滦河为主干,二百多条河流纵横交织.唐代贞元元年,全国划分了十个行政区划,即“十道”,河北道居其一,开元二十一年,全国划分为十五个道,河北道依旧存在,辖境含今北京地区、河北省、辽宁省大部分,还包括河南、山东的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下辖二十九个州,一个都护府,七十四个县.总唐一代,河北道先后共曾置州68个,置县248个.各州存在时间不同,有的是在唐初平定河北义军和割据势力过程中临时设置的,存在时间一般在三到六年,有的是唐后新设置的州,是常设之州,大多数终唐一代都存在.这一地区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常设州有：怀州、卫州、相州、州、魏州、贝州、德州、沧州、瀛州、邢州、赵州、恒州、易州、幽州.贞观年间,突厥降众被安置在幽州一带,今河北北部.武则天时期,契丹南犯,696年三次发兵河北,开元年间,张说、张九龄在河北开荒屯田,河朔一带成为北方各民族汇聚之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融合得到加强.

天宝时期,河北道的农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了唐朝全国的粮仓,最富庶的地方.河北粮食产量为全国的五分之一,相当于义仓相当于关内、河东、陇右诸道之和,常平仓相当于关内、河东、陇右、剑南、淮南诸道之和.据《唐会要》记载河北“租庸,充满左藏,财宝由积,不可胜计.”南北朝时期,华北平原是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的物资供给地.隋统一以后,在河北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免租调,鼓励农耕.河北农业更是得到长足的发展,一时间,“幽蓟桑叶暗川原”.隋朝永济渠的开通,为唐代河北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08年,河北百万之众开凿永济渠,引自河南陟县沁水,直通幽州蓟城,流经内黄、魏州、临清、贝州、东光等农业发达地区,纵贯河北全境.唐太宗、高宗在唐朝初年就兴修水利工程多处,开元十年722年,张说到河北赴任,向玄宗上书《请置屯田表》,主张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河北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便开始了.主要是在前代沟渠的两旁修建纵横的沟渠,境内各州的城镇周围绿水环绕,相州、魏州、州、贝州、卫州、恒州、赵州、冀州、莫州、瀛洲、蓟州、沧州、营州、幽州各州都在前代沟渠的基础上开凿新渠,灌溉了万顷良田.以相州为例,相州下辖今河北南部成安、广平和魏县,河南安阳、汤阴、林县、内黄和濮阳等地.以漳水、洹水为源兴修了高平渠、万金渠、利物渠、菊花渠、金风渠,灌溉农田十万亩.百余起河渠所构成的庞大的灌溉系统,极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华北平原是著名的蚕棉之乡,以定州博陵郡为代表,他们的丝织品分工细、花样品种多,有细绫、瑞绫、两绫、二色绫、熟绵绫等,绢分为八等,布分为九等.河北各州向交纳的岁贡以丝、绢、棉为主.

今河北邢台的内丘、临城都有唐代邢窑的遗址,邢窑是著名的珍品,细腻白润,唐代邢窑种类繁多,有青瓷、黑釉、黄釉、酱瓷和三彩陶俑等.河北矿产资源丰富,铁、铜储量丰富,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九县都发现铁矿.定州的冶铜炉每炉可用去铜矿二万一千二百二十斤.矿产丰富是手工业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幽州的铸铁业和沧州的制盐业在唐代也很著名.河北的枣和栗子产量高,品质好,枣强县就是因为枣木强盛而命名.定州安国的药材生产延续至今,有人参、麝香、蛇胆、之母.[1]

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深刻影响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的发展和形成,影响到文学品格的形成,在文学史上,各地域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氏三人和陶谢分别代表了北南文学的特色,曹操《观苍海》、曹丕《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贯穿其间的是慷慨悲凉,健笔纵横的所谓“建安风骨”；而陶渊明虽有“刑天舞干戈,猛志固常在”,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是主导.谢灵运也是有济世的冲动,但实际上吟唱的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山水生涯,陶谢开创了山水田园诗派.陶谢与三曹思想上一出世一入世,风格上一冲淡一慷慨.

巴蜀文化是南方文化重要的一支,天府之国,内有峨嵋之秀、青城之幽,外有蜀道之险,峡江之峻.自古至今孕育了许多大家,如：司马相如、扬雄、苏轼、郭沫若、巴金等.在唐代李白天马行空、狂放不羁的作人作文的风格与巴蜀文化的熏陶是不可分割的.

唐代文化正是地域文化合流的产物,燕赵文化的慷慨奔放,自由质朴的因子,为唐代文化所吸收,借此弥补南朝文化中情感枯竭,内容苍白之不足.唐诗汲取了南朝在诗歌形式探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唐代律诗得到完善.李唐王朝来自北方鲜卑族,在文学上汲取了燕赵文学词义贞刚,豪迈阔大,情感浓郁等气质风格,便使得唐诗在形式华美的基础上又充实了内容和情感,走上古代诗歌的峰巅.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慷慨悲歌、好侠任气是燕赵文化的精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赵志士就唱响了慷慨苍凉的燕赵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燕赵精神定格,并且记录了燕赵百姓的生存状态和气质倾向,“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文学即人学,区域的人文气质必然呈现于文学作品中,形成相同的文学风格,如果说,司马迁概括的是燕赵黎民共同的生而有之的自然气质倾向,那么,这一说法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很快被运用到文学评论和作品中,并一直沿用至今.刘勰用“慷慨任气”形容建安时期文风,南朝江淹的《别赋》用“燕赵悲歌”概括离别时的销魂长歌.韩愈的《送董邵南序》称“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

初唐是唐诗酝酿新变的时期,燕赵诗人卢照邻、李峤、苏味道、卢藏用、崔、王适、郭震、郑等,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变革文风作出贡献.如果说,初唐燕赵诗人的探索是一首乐曲的前奏,那么,盛唐燕赵诗人则唱响了这支乐曲波澜壮阔的最强音.粗犷豪迈、慷慨昂扬的燕赵气质与宏大的盛唐气象相合,成就了以燕赵诗人高适为代表的盛唐边塞诗,高适、李颀等燕赵诗人的激越雄劲、慷慨悲壮的诗风是燕赵气质的集中体现,也是盛唐气象的体现.高适诗歌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粗犷豪迈的尚武精神和感奋激越的英雄之气,与冷峻的直面现实的悲壮相结合,在豪迈激越中透出苍凉悲壮,在苍凉悲壮中隐含着愤而不屈,勃勃向上的神韵,给人以慷慨悲壮的美感,正如鲍桂星《唐诗品》所评：“朔气纵横,壮心落落”.